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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ldo;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lso;左&rso;倾错误。

八个半月的纠&lso;左&rso;，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

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lso;大跃进&rso;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

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lso;左&rso;而不犯更严重的&lso;左&rso;倾错误。

&rdo;（7）彭德怀的直言使得庐山会议变纠&ldo;左&rdo;为反&ldo;右&rdo;，并导致&ldo;大跃进&rdo;的新一轮狂潮。

但毕竟&ldo;历史是无情的&rdo;。

&ldo;大跃进&rdo;带来的最严峻后果是粮荒。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

邓拓在1960年所歌颂的江南也不例外。

例如，地处南京市东南面、属南京郊县的高淳县，本是鱼米之乡，但据中共江苏省委通报，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

而&ldo;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lso;那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rso;，&lso;深翻（8）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

&rso;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

&rdo;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lso;劳改队&rso;，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

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

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

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ldo;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rdo;。

（9）再如河南信阳地区，当时的情形也令人不堪回首。

1960年12月22日，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这样说到各区县打人和死人的情况：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现在增加到近100000人。

信阳辖内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死亡达30左右。

该地区在&ldo;反瞒产&rdo;中被打死者也很多。

光山县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动手打人。

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将&ldo;右倾&rdo;的县委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

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在一个公社主持&ldo;反瞒产&rdo;时，一天内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

既然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打人，公社干部自然不能落后。

这期间，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参与打人者占93。

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公安机关为逼粮而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瘐死狱中；为逼粮而短期拘留19720人，有667人死在拘留所。

农民的最后一粒粮食都被逼走。

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有的村子连续80天不见一粒粮食。

浮肿、饿死和外逃现象十分严重。

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ldo;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因为思想问题。

&rdo;面对随处可见的饿殍、被遗弃的孩子，路宪文仍命令公安部门&ldo;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rdo;；封锁村庄、道路，不准人们外出逃荒；不准城镇机关、企业单位收留农村来人；不准街头和交通要道上出现流浪汉。

中共河南省委在后来向中央的&ldo;检讨&rdo;中，说这个时期的信阳&ldo;形成了一种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rdo;。

（10）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1949‐‐1999）》记载，仅1960年信阳全区减少人口40余万人。

（11）&ldo;大跃进&rdo;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种可怕的状况当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

&ldo;据推测，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

&rd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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