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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当天上午，蔡元培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

据说，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并答应可将《新青年》移至北京，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

也正在此时，后来轰轰烈烈的&ldo;文学革命&rdo;正在陈独秀和远居美国的胡适之间酝酿着。

陈胡之间书信往还，交换着变革中国文学的看法并已达成基本共识，后来成为&ldo;经典&rdo;的一些观点，此时也已成熟。

1916年11月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他将文章复写几份，一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在紧接着的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

1917年9月10日，留美归来的胡适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新青年》自第3卷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问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自始蓬勃开展起来。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

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蛰居四川江津且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最后一段说：&ldo;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rdo;即使可认为&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是&ldo;必然的产物&rdo;，但由什么人来领导和从事这运动，当时的情形和对后来的影响都会大异。

蔡、陈、胡的聚首北大，对塑造&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的风貌，意义十分重大。

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

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

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而这个大本营的核心，则是《新青年》。

如果说《新青年》是&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那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ldo;现场总指挥&rdo;。

就连胡适后来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当年的激烈强劲，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陈独秀的携《新青年》而进入北大，对&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而陈独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请到北大，与蔡元培接受校长任命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ldo;出差&rdo;、从而蔡可以&ldo;三顾茅庐&rdo;大有关系。

倘陈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驰函相邀而无由当面劝请，而本来就对来京心有踌躇的陈独秀，或许就辞谢不就了。

那样，北大文科学长就只能委诸他人。

陈独秀不来，胡适也就难来。

就算&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ldo;必然&rdo;会发生吧，但没有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运动会是什么模样，实在无从想像。

历史的偶然岂可小视哉？从陈独秀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踌躇，也可看出，他来北大之初，是并没有想到会有那样一番大作为的。

&ldo;五四&rdo;新文化运动在那时的蓬勃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缘际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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