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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例如，王亚朴发表于《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指出：&ldo;《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况下给自己勾划了这样一幅政治形象，过去的历史：&lso;一场误会，一场噩梦&rso;；现在的状况：&lso;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rso;；将来的打算：&lso;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rso;，这既不是自我解剖画像，也没有&lso;令人夺目的光辉&rso;，假若硬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说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lso;罕见&rso;的了。

&rdo;再如，刘炼发表于《历史教学》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评述》一文，也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作了&ldo;许多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lso;自我批判&rso;，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

&rdo;&ldo;在敌人狱中作这样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

&rdo;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指出，对陈铁健文章最鲜明完整的反对意见，是王维礼、杜文君两位论者发表的。

他们针对陈文&ldo;光辉是主要的&rdo;、&ldo;自我解剖&rdo;等观点，先后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报》（1979年11月17日）等报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们的&ldo;基本结论&rdo;是：&ldo;《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是错误的，是瞿秋白历史上一大污点，是不足为训的。

&rdo;虽&ldo;不是投降变节的自白书&rdo;，但却是&ldo;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rdo;，&ldo;《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rdo;&ldo;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与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

&rdo;因为时势的不同，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认定《多余的话》意味着瞿秋白对&ldo;革命&rdo;的&ldo;背叛&rdo;，但从他们的某些论断中，却不难逻辑地得出瞿秋白最终&ldo;背叛&rdo;了&ldo;革命&rdo;的结论。

三、从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称颂《多余的话》。

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其实有着显性和隐性两个文本。

显性文本表现出的是瞿秋白严厉的自我清算、自我谴责、自我批判，而隐性文本则表现的是对王明路线的憎恶、反思和声讨。

换言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那口口声声对自己的责骂，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实际上他要责骂的是王明一伙的罪恶，是中共党内的&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

《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的作者林勃，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ldo;------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rdo;&ldo;------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

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

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

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

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rdo;------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引述了瞿秋白的这些话后，指出：&ldo;这里，&lso;十足的市侩&rso;、&lso;最坏的党员&rso;、&lso;早就值得开除&rso;等严厉谴责都出现了；而内容则更显蹊跷、重大。

十分清楚，&lso;厌倦政治&rso;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谈王明路线，正是在谈当时党内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正是米夫‐‐王明篡权上台的时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lso;政治思想&rso;、&lso;政治问题&rso;、&lso;理论政策&rso;、&lso;不同政见&rso;‐‐统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线！

&rdo;而瞿秋白的这些关于自己的话&ldo;固然是自我谴责，但是，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lso;不同政见&rso;，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否定对自己的否定，实际就是对自己重新肯定，这自然同样意味着反对王明路线和王明中央------&rdo;&ldo;所以，揭露王明路线这一点就集中了这所有自我谴责的主要含义。

&rdo;林勃的结论是：&ldo;揭露王明路线‐‐这是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

&rdo;&ldo;《多余的话》实质是瞿秋白同志在敌人狱中采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写给自己同志和我们后人的总结当时革命经验教训、揭露王明路线的最后遗言，是他的最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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