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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美国为什么要包围中国？从世界战争史看，海洋大国和陆地大国天然就有对立。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那样，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大国联成一片，美国就会成为欧亚大陆之外的一块小岛。

美国对可能支配欧亚大陆的任何大国因此都有戒心，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欧盟。

而就当下时刻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尤其为大。

这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世界战略焦点业已转到中国。

正如戴旭在书中分析，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一直集中在欧洲，当时大国间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国际工业霸权。

20世纪60至80年代的20年间，世界战略斗争的重心由欧洲向中东转移，其中心问题是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先后获得强大经济增长，世界战略重点随之转到亚太地区。

而&ldo;每当一个地区成为世界战略的焦点，伴随它的都有惨烈的战争&rdo;[3]

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美国已相对衰落。

无论从工业产值在世界中所占比重、贸易盈余还是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等因素来看，美国现在都已远远不如以前。

这是历史大势所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部分转移，在21世纪初已经加速。

美国的相对衰落对中美关系其实挑战性更大。

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iddot;吉尔平就指出，在霸权处在上升期的时候，容易与其他国家起冲撞；在霸权处在衰落期的时候，更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撞，因为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害怕失去支配地位。

最近几年来美国不断有人一会说中美乃&ldo;利益攸关方&rdo;，一会抛出&ldo;中美国&rdo;概念，一会又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ldo;g2&rdo;舆论，这不是真要乐见中国复兴，而是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对付前苏联时所做的那样，要通过让中国负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与中国&ldo;和平竞赛&rdo;，把中国国力消耗掉或者诱使中国内部出现变异。

全部的招数都应了小布什时期曾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所说：&ldo;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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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上空已经飘来了杀机，一个&ldo;c&rdo;字形的包围圈已如绞链般伸向东方雄鸡的脖颈，但奇怪的是，偏偏有成群结队的专家学者，还有媒体舆论，却在天天欢呼中国已经进入&ldo;盛世&rdo;，处在了&ldo;历史上最好的时候&rdo;。

这似乎也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即将遭遇劫难的时代，比如南宋和晚清，都曾大量涌现这样整天歌唱&ldo;好日子&rdo;的&ldo;精英才子&rdo;及其宏言大论。

中国文化中这种文恬武嬉、苟且偷安成份，经常不仅给自己、也给其他深受影响的族群带来灭顶之灾。

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是宋的敌人，但一旦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实现互市，辽宋之间竟然可以维持120年的和平。

完全汉化的辽政权彻底被汉地的奢糜之气浸染后，就再也没有继续进取的尚武之志，及至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只花了12年的时间就灭掉辽国。

但金国在将赵氏政权赶出中原地带后，也如当年的辽国一样被汉地的贪腐之气所磨尽锐气。

当年南宋思想家陈亮写出《中兴五论》，指出南宋政权不必再如过去那样畏金人如虎，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金人已汉化得与南宋无异。

打个比方，中国文化很有点象硫酸，再硬的东西一旦被中国文化所熏染，都会变得软之又软，不再有勇猛向前的冲天动力。

今天不少人在总结中国战略文化的时候，总要提到和平主义，认为和平主义是中国人思维中的一大亮点。

其实和平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自己主动追求、且有实力做保障的和平才是真和平，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和平，而通过奴颜婢膝和献乖卖巧得来、被人施舍、自己没有操控能力的和平，乃是伪和平，是随时可能陷国家于危亡的和平。

很不幸，宋明以来，中国人的和平追求大都属于后一类，南宋的偏安东南，晚清&ldo;同治中兴&rdo;的复兴幻觉，就是如此，最后迎来的都是王朝的覆灭。

戴旭没有错把凶兆当祥云，他是少有的清醒者。

他的清醒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职业敏感和敬业精神。

军人天生就是要想着打仗的，田原牧歌是文人们的事，不居安思危、发现不了可能的灾祸，那不能算是真军人。

但戴旭显然是孤独的，太平之世难容慷慨悲歌之士。

在这点上，戴旭很像陈亮。

南宋的陈亮为捍卫中华之正气，殚思竭虑呐喊呼声，然其终世却不得见用，生活也历经苦阻。

戴旭一路走来也是颠颠簸簸，面对体制和传统守旧势力的围追堵截，左冲右突，筋疲力尽。

不仅飞黄腾达与他无关，想生活安定也时有困难。

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千年前的陈亮为苟安的南宋王朝设计出了一套经国安邦的战略大计，今天的戴旭同样为中国未来做出了出色的战略谋划，《c形包围》一书的最后一章《国策&iddot;军策：中国国家战略定位》就是证明。

中国目前表面安宁，其实危机四伏。

这样的时代尤其需要战略家。

法国战略思想家安德烈&iddot;博富尔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

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战略的选择又正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

[4]战略思想的强盛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所以我希望&ldo;戴旭&rdo;在中国并不只有一个，而是很多个，一大群，这样的中国才真有希望。

20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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