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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第1页）

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ldo;移宫案&rdo;中力主郑贵妃移宫，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重新起用，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ldo;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rdo;连魏忠贤对赵南星也有几分敬畏，安排自己的侄子去拜见他。

但赵南星拒绝与魏忠贤接近，对与魏忠贤关系密切的官员严加纠劾，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又尖锐起来。

杨涟像后来，魏忠贤窃据了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事等职，且与熹宗乳母客氏狼狈为奸，组成&ldo;阉党&rdo;集团。

开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

阉党干将魏广微为了迎合魏忠贤，将朝野中的东林人士翦除干净，竟凭个人好恶，将朝中官员逐一排队，分为两派，编造《缙绅便览》，上列具体官员名单，用笔在名单上圈点。

心腹者加圈，极为重要的东林官员，就在名字旁点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

其中被重点者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100余人。

然后将编好的名册秘密呈献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南北两京合朝官员70余人也纷纷上疏，讨伐魏忠贤，要求铲除阉党，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迅速白热化。

结果，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ldo;专权乱政，欺君藐法&rdo;等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等人同被杀害。

次年，魏忠贤又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魏忠贤又命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

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ldo;三十六天罡&rdo;和&ldo;七十二地煞&rdo;，列东林党名单，企图将其一网打尽。

同时，由政争迁怒于讲学，又矫旨拆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仅三年时间内，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遣戍者达数百人，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以上，东林党人几乎被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钦定阉党逆案，总计处理的阉党达460余人。

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对被害惨死的给予特别礼遇，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邹元标等去世诸臣均加赠官爵。

遭削夺的一批东林官员重新起用，同时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

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在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f011明朝的经济与社会

农业与手工业

明人绘《田家图》

明代腰机

在明朝200多年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之唐宋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人口方面，《明实录》所载明朝最高人口数字只有7000余万，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上应超出1亿（还有人认为可能达到15亿）。

明朝耕地面积也在逐渐增长，最多时超过8亿亩，但耕地面积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人口膨胀规模，已经形成了人口压力严重和耕地不足的局面。

明人绘《田家图》在农具、耕作技术、灌溉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朝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

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

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被突破，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棉、麻、桑、蓝靛、茶树、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

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还往往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或兼营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

明朝人总结说，三吴明代青花云龙纹扁瓶地区赋税苛重，然而&ldo;闾阎不困&rdo;，就是因为当地人&ldo;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竞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rdo;（见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

在松江、苏州二府，棉作已经压倒稻作，&ldo;邑之民业，首藉棉布&rdo;；嘉兴、湖州二府，则是蚕桑压倒稻作，&ldo;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rdo;。

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地区需要依赖邻近地区提供商品粮，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承担了向江南、福建、广东供给粮食的任务。

江南本为唐宋以来最大的粮食产区，时谚云&ldo;苏湖熟，天下足&rdo;，而到明代，由于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谚语已变为&ldo;湖广熟，天下足&rdo;。

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朝后期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现象。

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以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为特点，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注重集约经营，改良土壤、水利，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以提高生产效率。

其所经营，通常也已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包括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相关的副、牧、渔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明朝后期的常熟人谭晓，因当地&ldo;田多洼芜&rdo;，低价购买了大量空闲土地，雇佣乡民百余人，&ldo;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rdo;。

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视地形、土壤情况种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顺带捕捉鸟凫昆虫，此类副产品销售所得&ldo;视田之入复三倍&rdo;。

其本人&ldo;纤啬惮费&rdo;，生活节俭，因此&ldo;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rdo;（见李诩《戒庵老明代镀金铜佛塔人漫笔》卷4&ldo;谈参传&rdo;条）。

经营地主对僮仆、雇工等劳动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成书于明末的《沈氏农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称，&ldo;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rdo;（见张履祥《补农书》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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