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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边烽江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

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

诚使腹心又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凤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

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

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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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明帝国军事重点后，杨嗣昌提出了&ldo;十面张网&rdo;的计划。

《明末农民战争史》解释这个战略部署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ldo;分任剿而专任防&rdo;，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ldo;时分防而时协剿&rdo;，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

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主力，&ldo;随贼所向，专任剿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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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ldo;一举荡寇&rdo;之目的，杨嗣昌建议帝国征兵十二万。

经过谨慎考虑，明帝国认定是流寇使得生灵涂炭，所以必须剿灭。

而今不征兵就不能荡寇，不筹集钱粮就不能征兵，所以为了天下百姓着想，征收二百八十万的&ldo;剿饷&rdo;。

崇祯十二年，在杨嗣昌的建议下，明帝国征收七百三十万的&ldo;练饷&rdo;，以为训练边兵使用，用来提高帝国军的战斗力。

这便是明末臭名昭著的三饷之一‐‐&ldo;剿饷&rdo;和&ldo;练饷&rdo;的来历。

从后世角度来看，明帝国中央政府本末导致，没有意识到是自身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才导致农民起义（或许有所意识到也不予承认），反而将百姓之悲惨命运完全归罪于流寇，以为天下老百姓都希望帝国军将流寇扫荡干净，心甘情愿的捐出自己的财产为国家做贡献。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下，在后人看来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明帝国却是以为理所当然的。

如果不论帝国的政治、经济及其影响，则杨嗣昌的战略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首先，确认了帝国内外之敌的军事重点。

对付满人，则坚守宁远防线，等待新兵以剿代练，在平定内患的过程中锻炼成精兵，再以巨大国力为后援，不愁不能收复辽东。

所谓&ldo;攘外必先安内&rdo;，是因为明帝国面对清兵和农民军两方面的敌人，显然不能将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危机，不如集中力量先对付其中的一方。

在军事理论上，这种构想是无懈可击的。

其次，帝国军有了一个统一的调度，而不是各个地方上各负其责，农民军的流动性相当强，经常转战多省，地方驻扎之帝国军各自为战的话，很难一举歼灭农民军。

这是根据农民军活动区域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庞大之新形势做出的调整。

当时&ldo;流寇&rdo;的特点，兵科张缙彦曾奏言：&ldo;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

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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