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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第3页）

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

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为东宫太子服务期间，杨炯曾经呈献过一篇很有影响的《公卿以下冕服议》，也有过诸如《从军行》《战城南》《紫骝马》等慷慨激昂、风骨遒劲的诗歌作品，声名响于当世。

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

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

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

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庭菊赋》有言：“和其光，同其尘，应春光而早植。

及夫秋星下照，金气上腾，风萧萧兮瑟瑟，霜刺刺兮棱棱。

当此时也。

弱其志，强其骨，独岁寒而晚登。”

“伊纤茎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

不羡池水之芙蓉，愿比瑶山之桂树。

岁如何其岁已秋，丛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怅容与而淹留。

岁如何其岁将逝，丛菊芳兮庭之际，君子至止，聊从容以卒岁。”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

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

杨炯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

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四）

唐高宗调露、永隆年间（679—681），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

杨炯有感而发，作《从军行》，记载了这个历史。

诗中表达了他因未能踏上疆场而心生的遗憾，还有渴慕功业的雄心壮志。

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

，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

整首诗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

境气氛，写出了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

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杨炯的艺术功力。

首先，杨炯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一概略去不写。

然后，杨炯采取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

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

这种跳跃十分自然，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

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

、“八对”

，忽视了诗歌本质。

杨炯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

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四杰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

杨炯也不例外。

除了《从军行》，他的《送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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