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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巴西1950（第13页）

“我这一辈子，再没有见过像那场比赛失利之后巴西人那样的悲伤。”

多年以后，为乌拉圭打入制胜一球的阿尔西德斯·吉贾如此说道。

接着，他又稍带自豪地说：“历史上只有3个人能用一个动作让马拉卡纳球场安静下来——教皇，弗兰克·辛纳屈，还有我。”

终场哨声响起，看台上数千球迷哭了起来。

那一刻巴西国内有多少人流下眼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当时球场内的气氛太压抑了，在乌拉圭的队员们等着儒勒斯·雷米特——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的创始人——走上球场为他们颁发奖杯时，其中有些球员心里想的只是快点跑到更衣室里去。

“我比巴西人哭得还厉害，”

为乌拉圭打入第一个进球的斯基亚菲诺说道，“因为我能看到，他们太痛苦了。”

马拉卡纳球场外面，愤怒的球迷点燃了一堆堆的报纸，其中就包括那份贸然宣称巴西是冠军的报纸。

球场并未烧坏，但市长立在门口的雕像被人们推倒了，还将其脑袋扔到了附近的马拉卡纳河里。

几个小时之后，巴西队队员们茫然地从球场里走出来，其中几个恍惚着走进附近的酒吧里，一连几天在里面借酒消愁。

为巴西队打入唯一进球的弗里亚卡被一群球迷认了出来，他们朝他大喊着获胜的乌拉圭队员的名字：“奥布杜里奥！”

“吉贾！”

弗里亚卡说：“那些喊声，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了。”

在随后的数周、数月时间里，这种悲伤的情绪与日俱增。

赛前的大肆宣传已是耸人听闻，现在的哀伤和反省比之更甚。

在人们看来，我们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巴西战败，伤亡无数。

他们认为，这场比赛不是11名队员技不如人，而是整个国家的挫败，它说明巴西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

的禁锢。

有些人甚至灰心丧气地说，巴西永远都不会赢得世界杯，永远都不能跟世界强国一较高低。

甚至一些很客观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

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麦塔说，这场失利是巴西现代史上最惨的悲剧，因为它使人们相信，我们的国民都是失败者。

雪上加霜的是，这场失利恰恰发生在这个国家刚刚有了点梦想的时候——在体育项目上，在国家声望上；我们冒着风险，刚想施展一下手脚，就碰壁了。

又过了很多年，巴西的国家自尊心才得以恢复。

“每个国家都有无可挽回的大灾难，就像遭受核弹的日本广岛。”

巴西体育记者尼尔森·罗德里格斯这样写道，“而我们的大灾难，我们的广岛，就是1950年败给乌拉圭。”

另一位记者罗伯托·姆伊莱特还将吉贾打入制胜一球的黑白录像与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镜头进行了对比，说它们“有着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动作、节奏……同样精确无情的运行轨迹”

。

1950年这批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随后在各自的俱乐部球队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获得世界杯冠军。

有些人到死都念念不忘那次近在眼前的机会。

济济尼奥，那届国家队里我最喜欢的球员，他说他把世界杯亚军奖牌放在奖品箱子的角落里，任其氧化黯淡。

“我不愿擦它，”

多年后他如此说道，“在巴西，足球亚军就是废物，还不如打不进决赛。”

尽管他极力想要忘记，别人却不放过他。

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每年的7月16日，济济尼奥都会接到电话，“要是不接，它就会响上一天。

巴西各地打来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输了那届世界杯。”

有一些球员承受的痛苦比别人更大，那就是黑人球员。

著名记者马里奥·菲里奥在《巴西足球里的黑人》一书中说，很多巴西人都将此次失利归咎于巴西的“人种劣势”

——一个让黑人球员出赛的黑人国家总是低人一等的。

这种观点无疑是迂腐而令人作呕的，但事实——或巧合——恰恰佐证了这种说法，因为巴西国家队的两位“最黑的”

球员都跟乌拉圭的两个入球有关。

“小胡子”

是负责盯防斯基亚菲诺的人，而后者打入了乌拉圭的首个进球；在此后多年时间里，“小胡子”

一直被人奚落为“懦夫”

。

他此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愿跟国家队的朋友们来往，因为他怕有人会提到那场比赛。

还有守门员巴博萨……他承受的指责更多、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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