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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瑞典1958（第14页）

每次运球，每个传球，每次射门似乎都有无数个可能性：对某一个球的处理方式，原先我能看到3种，现在，我能看到10种；而眼前的球门宽度也仿佛拉大了十多倍。

我常常会从这样的梦里突然惊醒过来，脑子却很清醒，心情也十分愉悦，恨不得马上就跑到球场上去，把这些梦境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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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我从威尔士一战中回过神来，就再次站在了球场上——半决赛，对阵法国队。

与上一场比赛一样，上半场我仍是“碌碌无为”

，而上半场也以2:1的比分结束。

整个上半场，负责组织调度的迪迪就跟看不见我一样。

但我并不感到失望，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球队的“套路”

。

事实的确如此，半场过后，我的机会就立刻多了起来。

下半场开始7分钟之后，我们的一个传球从法国球门前掠过，守门员克劳德·阿贝斯扑球脱手，正落在我的身前，我一脚将球送进了球网。

这是我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我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而这也是我到那时为止打进的最轻松的入球了。

巴西3，法国1。

10分钟之后，在比赛的第64分钟，加林查在对方半场沿着边线运球，又将球回传给了我，我把球从空中接下，赶在防守队员之前把球传了出去；经过几脚传接配合之后，我在离法国队球门7米左右处又接到了传球，我起脚射门，打进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巴西4，法国1。

又过了10分钟，到那时为止，全场90多分钟的比赛（加上伤停补时）已经过去了75分钟，我又从加林查那里接到一个极佳的传球。

他是在对方大禁区的右侧把球传给我的，当时我距离对方球门有大约10米远，身前有名防守队员，但我还是晃开一个空当，把球踢进了球门的左下角，这是我本场第三个进球——帽子戏法，却只用了半场比赛的时间。

巴西5，法国1。

比赛接近尾声时，现场的球迷已经非常激动，虽然法国队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又打进一球，将全场比分改写为5:2，但全场球迷都在鼓掌、欢笑，还高呼着我的名字——“贝利！

贝利！”

这是一种因为有了新发现而表现出的高兴情绪，好像世界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

瑞典球迷的热情让我感觉仿佛是在巴西的主场踢球。

他们的风度令人赞叹，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场比赛一结束，在决赛中我们要与他们的国家队——瑞典队，一决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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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灭1950年的梦魇残喘至今的最后一丝灰烬，然后再捧起奖杯，这才是最完美的剧本。

我们的决赛对手是本次世界杯的主办国瑞典。

这里就有一个难题，到1958年为止，巴西队和瑞典国家队的球衣颜色都是黄色，所以我们必须有一方改用其他颜色。

巴西代表团原以为宽厚的瑞典人会让客队——巴西队——身穿原来的球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瑞典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掷硬币。

结果他们赢了，我们不能穿黄色。

我们球队的管理层想，没什么大不了的，巴西国旗上还有其他几个颜色可供选择：白色、绿色、蓝色。

随即他们宣布，我们将身穿白色球衣参加决赛。

大家也许会想，嗯，白色是个中立的、很安全的颜色啊。

错了。

1950年决赛中，在马拉卡纳球场上输给乌拉圭时，我们穿的正是白色球衣。

队员们面面相觑，眼睛睁得大大的。

穿白色球衣？疯了吧？房间里鸦雀无声。

终于，管理层意识到了这个决定的荒唐之处，保罗·马查多开口说，那就穿蓝色吧。

看到队员们不以为然的样子，马查多向我们解释说，蓝色是巴西的守护神——圣母阿帕雷西达的颜色。

听到这里，大家才恍然大悟，于是球衣颜色的问题就解决了。

今天的球队大都有数百万美元的运营经费，大量的赞助商，还有足够装备一支小型部队的、舒适的球衣和球鞋。

但在1958年，职业足球队普遍不太富裕。

所以，改变球衣颜色这个决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的球衣不够。

当然我们也把蓝色球衣带到了瑞典，可一直都是在训练中穿，现已破旧褪色，与盛大的世界杯决赛极不相配。

于是，我们的两名管理人员——阿道夫·马奎斯和队医马里奥·特里戈就自告奋勇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百货公司给我们买新衣服；马里奥·亚美利哥——就是那个悉心照料我膝伤的队医——在比赛前那个星期六，用了一上午时间不辞辛苦地把我们原先黄色球衣上的号码和标志拆下来，再缝到新的蓝色球衣上。

解决了这个临时状况之后，剩下的就是小菜一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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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会想，1958年6月28日决赛那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一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其实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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