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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墨西哥1970（第1页）

我把记者们叫到休息室，说有事情要宣布。

“我不会参加下一届世界杯了，”

我对他们说道，“如果足球就意味着打架，那我决定从国家队退役，今后再不提足球的事。”

说这些话的时间是1966年7月19日，距离巴西在瑞典世界杯上夺冠已经过去8年时间；地点是在英国的利物浦。

我那时刚刚25岁，远非退役的年龄，但那一天，我忍着身上的疼痛，看着腿上深深的伤疤和块块的青肿，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有50岁了。

真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从战场惨败而归的士兵。

虽然我将继续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但我不想再为巴西国家队服役了。

“就这样。”

我说着，记者们则面带震惊地唰唰记录着。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我身穿巴西队的球衣。”

在这样一个白热化的时刻宣布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绝非一个好主意，事实上，那只是我一时意气用事。

但当天的我从未如此愤怒，如此失望，如此讨厌足球。

要是我能穿越回那一天，跟25岁的我说说话该有多好！

我会劝他说——放轻松，别这么意气用事！

我会告诉他，刚刚经受挫折之后，看待事情总会带着情绪，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我会对他说，有了逆境，人生才完整，你的胜利才会更甜蜜。

最后我要告诉他，有些道理甚至连贝利——人们眼中的“球王”

——都没有学到，其中就包括足球能教给我们的教训中最重要的一个。

在利物浦那一天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反复做着同一个梦——一个美好、圆满的梦。

在梦中，我站在温布利球场上，这是英国的足球圣地，在我踢过球的球场中，它是少数几个世界顶级球赛舞台。

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都跟我在一起，他们筋疲力尽，浑身大汗，但都欣喜若狂。

我们即将从伊丽莎白二世手里接过雷米特杯，再次加冕世界之王，这是我们第三次夺冠，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

就在女王准备将奖杯递给我们时，我突然醒过来了。

我躺在那里回味着刚刚的梦境，告诉自己这个梦一定会实现。

接着我跳下床，去训练几个小时，确保美梦能够成真。

其实，我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幻想的人。

在巴西，很多人都觉得1966年的世界杯已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并不需要努力争取。

在1958、1962年两次获得世界杯之后，巴西队的很多教练和球员都觉得我们只需飞到英国，喝喝茶，踢踢球，拿回奖杯，然后谢幕归国。

报纸上通篇都是我们即将夺冠的报道，还说我们所向披靡的足球证明了巴西事事领先。

大家也许会想，这跟1950年马拉卡纳导致我们功亏一篑的态度是一样的，的确如此。

我想，两度夺冠令巴西人忘乎所以，一些恶习再度现身。

事实上，有些巧合是匪夷所思的。

国内政客的不安心理再次为这些浮夸的气氛火上浇油。

上世纪50年代末，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总统的政绩、巴西足球在瑞典世界杯上的卓越表现所带来的乐观心态已经到了尽头，我们走的是一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的怪圈，而这正是巴西政坛的典型特征。

儒塞利诺总统“五年相当五十年”

的宏伟计划的确为巴西带来了很多新公路、新工厂，我们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也按计划于1960年投入使用。

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奇迹，这些热火朝天的建设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巴西政府大量发行货币，物价飙升，巴西人将其计划讽刺为“五年相当五十年的通货膨胀”

。

每次去超市购物，或出门吃饭，都会发现物价又涨了。

仅在1964年一年里巴西的物价就翻了一番，巴西国民对此怒不可遏。

与此同时，时代潮流也掺了一脚，令我们的境况更加复杂。

我们已经进入60年代，全世界都是一片嘈杂——抗议、罢工、革命、自由*……为了给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巴西的穷人纷纷离开农田和小镇，进入大城市里，却只能在里约、桑托斯这种地方的山上或河堤等地方的贫民窟里落脚。

年轻人希望更加自由，也渴望能在国家发展中多分得一杯羹。

这些要求对任何政客来说都是件难题。

但儒塞利诺的继任者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些挑战：有个总统仅上任8个月就辞职，喝得大醉坐船去了欧洲，把烂摊子扔给了副总统若昂·古拉特。

1962年我们在巴西利亚为夺得当年世界杯庆贺时，我曾经见过若昂·古拉特，他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任命一些*者担任顾问，又说要将巴西城市里的土地为穷人重新分配。

这些想法损害了巴西精英阶层的利益，1964年军方发动政变，巴西再次进入军事独裁时期。

我在前面也曾提到过，在这些政局变幻中，足球是不能幸免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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