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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1对1踢，还是11对11踢，获得的乐趣是一样的。

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几乎随时都能找到6或10个孩子一起踢球。

我们的母亲就在近旁，她们能看护着我们避免出什么事。

但在上世纪40年代，在这样的巴西小镇上，她们的担心根本没有必要——街上没有汽车，几乎没有暴力犯罪事件，并且，街坊四邻彼此都认识。

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鲁宾斯·阿鲁达球场”

几乎总有球赛，除非裁判——我的母亲，把我们驱散。

足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加入进来，不论是矮小还是高大，强壮还是瘦弱，只要会跑会踢，就能上场。

所以，我们的街头球赛集结了五花八门的球员，每次比赛都像是联合国开大会：叙利亚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当然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巴西黑人。

从这一点来看，巴鲁就是巴西的缩影，后者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

巴西就是一个大熔炉，其人口组成多种多样，几乎跟美国一样。

外人大多不知道，圣保罗的日裔人口仅次于日本。

巴鲁距离圣保罗有200多英里，其面积是圣保罗的百万分之一，但我们这里的移民同样很多，他们的祖辈最初都是在巴鲁小镇之外的咖啡种植园工作的人。

我的邻居中，既有姓kamazuki的，又有姓haddad的，还有姓i的。

足球让我们把彼此的差异置之脑后，有时候踢完球，我会去伙伴们家里，吃日式炒面、羊肉面饼或巴西豆米饭。

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里，我种下了对其他文化着迷的种子，在其后的岁月里，我幸运地沉湎其中。

在小伙伴们中间，我踢球的热情最高，所以往往由我负责把大家分成两队。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呢？嗯，不谦虚地说，父亲对我的训练已经开花结果，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我所在的一方常常会以12:3或20:6的成绩碾压对方，别的孩子，甚至那些比我大的孩子都不愿跟我做对手。

所以，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持大家的兴趣，我就不按人数分队，比如说，这边3个人，那边7个人，我则在那个人少的队伍里。

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所以我就在上半场担任守门员，尽量保持双方的比分均衡，下半场才开始攻击。

而幼年时担任守门员的这个决定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奇怪的影响，并让我获得了那个全世界闻名的绰号。

绰号在巴西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有的人甚至有三四个。

那时，我的绰号其实是“迪科”

，家里人都这么叫我。

我弟弟雅伊尔的绰号是“佐卡”

，我们俩要是不踢球，就跟别的孩子到几个街区外的火车站玩，看那些来自圣保罗或别处的旅客，这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窗口。

其他日子里，我们就去铁路桥下的巴鲁河上钓鱼。

我们买不起渔竿和钓鱼线，就借来圆形木框的纱窗，把鱼从水里捞上来。

有时候，我们去巴鲁小镇外面的树林里玩，或者是从树上摘杧果和李子，或是打鸟。

那里有一种名叫tiziu的鸟，而我的另一个外号就因此而来，因为它又小、又黑、又快！

我的童年其实并不都是快乐的时光，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我在7岁时就开始打零工了。

舅舅豪尔赫借给我一点儿钱，我买了一套擦鞋工具——一个小盒子，几个鞋刷子，还有一条皮带用于挎着鞋盒走动。

开始时，我给朋友们或家人擦鞋练习技术，熟练之后就到火车站给过往的旅客擦鞋。

几年之后，我又去了一家鞋厂工作。

还有一段时间里，我将街坊里一位叙利亚女人做的pastel——一种美味的油炸饺，常用碎牛肉、奶酪或棕榈芯做馅——送到小贩那里。

他然后就去穿镇而过的3条铁路线中的一条近旁，把这些食物卖给旅客。

这些零工都挣不了多少钱，巴鲁是个穷地方，跟巴西其他地方一样。

擦鞋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发现，这里有太多擦鞋匠，但是鞋太少了。

不论挣多挣少，我总是把钱交给母亲，她就用那些钱给家人买食物。

家里稍稍宽裕的时候，母亲就会给我几枚硬币，让我去看戏。

还有学校。

我在学校里的表现跟在球场上比起来就差得远了。

我对足球的热情把我变成了一个冥顽不灵、桀骜不驯的学生。

有时候，我会从教室里走出来，在院子里盘带一个纸团玩。

为了让我遵守纪律，老师们对我用尽了方法——让我跪在一堆干豆子上，或是将纸揉成一团塞到我嘴里不让我上课时说话，有一位老师甚至让我面壁站着，双臂伸展，就像里约的耶稣基督雕塑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我惹了大麻烦：我爬到了老师的桌子底下看她的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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