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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队步入球场时，队员们高兴地发现，马拉卡纳球场里座无虚席——当天有大约20万人到场观战，时至今日仍是足球比赛的一项纪录。

比赛前，球员们都获赠一块金表，上面有这样的铭文：赠与世界冠军。

接着，唯恐有人尚未领会其中意义，里约热内卢州的州长向球队、观众和全国致辞：

“你们，巴西的儿郎，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将受到数百万同胞的欢呼和赞美……在这个半球，你们无可匹敌……你们比任何对手都更加优秀……我早已将你们视作王者！”

在这些狂热的欣喜之间，只有一个声音语带警告，但说出这句话的人绝非是信口雌黄。

“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次比赛，跟其他比赛是一样的，只是更难打一点儿。”

巴西队主教练弗拉维奥·科斯塔在比赛前一天对记者们如此说道，“我害怕的是，球员们在球场上时，就好像球衣上早已绣上了冠军徽章一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么天花乱坠地宣传，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太单纯？太傻？

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么多年来，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也是吃了很多亏才学到的，那就是，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

对巴西来说是这样，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你得把视线从白线圈起的球场里挪出来，看看球员的生活，看看球队，尤其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这样才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在1950年的世界杯上，足球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篇章。

历史上首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巴西的政客们发现这项赛事是一个黄金机会，可以用来增强国家的声望——还有他们自己的声望。

在那段时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眼里，巴西只是一个身处热带的穷乡僻壤，是个香蕉共和国，霍乱和痢疾肆虐，人口大多数是印第安土著和不识字的奴隶后裔。

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或政治上不正确，但这就是事实。

这种观点，甚至连巴西的官员都屡次明说，其中就包括里约市的市长。

他说世界杯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向世界证明我们不是“野蛮人”

，巴西能跟世界上的富强国家一拼高下，并取得胜利。

这只是对巴西的片面看法，事实上，数百年来巴西都以其多重魅力吸引着外界的人，甚至连我们的独立也颇有传奇色彩。

跟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同，巴西并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

1808年，葡萄牙皇室因拿破仑的入侵而逃离首都里斯本，将朝廷转移到了里约热内卢。

这是第一个踏上殖民地的欧洲皇室，而在殖民地建立流亡政府更是绝无仅有的事。

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便在拿破仑被打败、其军队已对葡萄牙毫无威胁之后，有些皇室人员——包括摄政王的儿子佩德罗一世——都决定留下来。

为什么？嗯，这么说吧，我曾数次到过里斯本，那是一个很冷的城市。

但在里约，这里有细腻的沙滩，扇形的海湾，翡翠的群山，还有美丽、热情、多样化的人民。

佩德罗一世每天早上走出王宫，走过一条短街，两旁都是巨大的棕榈树，然后到弗拉门戈湾游个泳，顺便欣赏一下面包山上的美景……所以，当王室的其他成员在1822年给他写信，让他返回葡萄牙时，他做了情理之中的回答——让他们见鬼去吧。

“少废话！”

他公开宣称，“我不走了！”

就这样，没流一滴血，巴西就独立了。

那时是9月7日，也就是我跟小伙伴们球队的名字出处，而那一天仍被称作“留下的一天”

。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也并不算多么离奇，因为在巴西，你不必身为帝王就能享受同样的生活乐趣。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都为巴西的人民和遍地的机遇所倾倒，决定留在这里。

但佩德罗一世的故事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客为何在1950年如此焦虑——巴西已经独立一个多世纪了，但我们的政局仍是一团乱麻。

从“留下的一天”

算起，巴西就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不是革命就是政变，地区暴动层出不穷。

就在20多年前，圣保罗还因抗议里约政府而发生了叛乱。

在二战期间，巴西士兵曾经英勇地与盟军——民主的一方——并肩作战，回到故乡时却受到独裁政府的统治。

世界杯开始时，巴西刚刚起步发展，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仍不确定。

佩德罗·珀迪高在他关于1950年世界杯的书中写道：“巴西是一个没有多少荣耀的国家，它刚刚摆脱独裁统治，杜特拉政府面临的是一派萧条。”

换句话说，巴西的政客们认为——尤其是在1950年——他们需要证明点东西，于是就将目光放在了足球上面。

另外，在1950年还有一个大问题慢慢浮现。

这是另一段历史，而对纳西门托家来说意义重大。

根据新闻记者多年以来的调查，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最早来自今天的尼日利亚或安哥拉。

“纳西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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