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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下（第1页）

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

；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

；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

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

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

八股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即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

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时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章。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

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可见，八股是很多体写作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朝廷的斗争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斗争终究是不会消停的，干掉外敌，就开始搞内患。

具体地讲，是派别斗争。

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

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

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基本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

当时见面，如果能说淮西话，就是光荣。

有人曾问我，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

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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