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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第1页）

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

一、　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

问题。

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

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

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

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

《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

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

《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

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

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

，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

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

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

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

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

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

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

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

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

《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

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

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

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

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

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

，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

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

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

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

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

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

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

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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