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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她。

戚晚自问，她既不会交出手机，也不会要求对方交出手机，更不会向可以提供帮助可以谈判的姚岚提出交换。

这些念头都是这段时间她一点一点想明白的，她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分析从没有这样清楚过，但可惜的是眼下无法记录，不能将它们融入到小说里。

审讯进行到最后，江进按掉了摄录机。

“最后一个问题，和这个案子无关。

你有没有话要带给余钺？”

戚晚又一次看向江进，而且是直视，她之前的视线都是游离的。

其实江进真正想问的是，戚晚选择坦白是不是和余钺那份笔录有关？他们之间那么了解，她对人性有着独到的见解，她一定读出了那份笔录的潜台词，她选择保护余钺，保护这个唯一理解她的人。

戚晚听懂江进的意思，却没有对余钺的笔录内容提出质疑或否定，那无疑是摧毁他的前途。

戚晚只说：“小余警官人生一片坦途，是我骗了他，利用了他。

我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是刑警——我对犯罪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我想弄清楚罪犯们都在想什么，借此来明白我自己。

小余警官是最好的媒介，通过他我才能知己知彼，了解在一些具体情况里，法律和执法者对精神病人犯罪的事实判定依据，而不只是对法条粗浅的解读……”

说到一半，戚晚的情绪终于绷不住开始外露，她的眼眶红了，眼角湿润了，此前练习得再完美，都没能撑到最后。

不该是这样的，起码这一次要坚持到底。

戚晚吸了几口气，不希望哽咽声也被录进去，于是快速道：“而且我出院以后无亲无故，需要一个支撑，一个可以帮我融入正常生活的向导。

他很关心我，同情我，他对他人有恻隐之心，又容易心软，我就是利用了他这些弱点。”

这段话江进用手机录了下来，直到录音结束江进放下手机，对戚晚说了一些惯用术语，比如她的情况会如实上报，考虑她的精神问题和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

，以及她的自首情节，会获得轻判的机会。

至于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由法庭研究过犯罪事实和证据链条之后，由法官来判断在犯罪时她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以上这些是江进的结束语，待他说完便准备通知人带戚晚出去。

戚晚却在这时突然开口：“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正常人——世俗定义的那种正常人。

有正常的情感，有正常的束缚，被亲情、友情牵袢着，被社会道德约束着，背负着枷锁，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都在‘该与不该’中间犹豫，昧了良心就自责，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就感到自豪。

虽然很累，但是看到每一个人都这样生活着，我会说服自己认同，起码做大多数比较自在，比较安全，只要不是异类就不会被人谴责。

当遇到那些我不理解的‘神经病’时，我们这些大多数团结站在一起，站在制高点，手挽着手对他进行抨击，以获得满足，找到存在，自觉得意、骄傲。

所以，如果你们还原的故事和法官的判断，可以证明我在犯罪时是清醒正常的，倒也好。

这样我就能说服自己接受事实，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异类。

我的正常就是别人眼里的不正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需要治疗，通过那些医学手段让我向世俗界定的正常靠拢，早日成为大多数的一员。”

说这话时，戚晚看着江进，又好像是通过江进看向远处，只当江进是一个“代表”

，代表那些正常人。

而她是作为一个异类，在对正常人喊话。

它们是沉淀多年的疑问和呐喊，是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摇摆，也是对世俗定义的怀疑和对自己的质疑。

这些冲突矛盾一直撕扯着她。

事实上那住院的两年，是她生活最自在的两年，她和一群和自己一样的“正常人”

生活在一起，没有世俗枷锁的约束，没有一二三四诸多做人要求，每个人都是真实的，矛盾的。

不必强求自己去合群，也不用担心会被孤立，一群人很有意思，一个人也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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