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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章 北国兵团度艰辛（第1页）

知青，可敬的知青，来自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知青，在那历史的特殊年代，全国各省、市、县、区镇广大知识青年，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革命的号角响彻云霄！

革命的知识青年是祖国的花朵、希望和未来，他（她）们抱有着对未来远大理想、憧憬和向往，军装素裹、胸佩鲜花，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人们和亲人簇拥着的锣鼓声中，像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那样，手举着红旗，高唱着革命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的乘坐着各种车辆远离故里城镇，奔赴那祖国边远的山村、兵团和农场。

然而，1968年是一个全国性革命运动的大时代，在朝气蓬勃的知青中，历经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极左思潮影响下，必然会掀起革命性的浪潮。

虽然大鹏与这些知青年龄相仿，有的又是生长在同一个城市，坐着同一列火车来到兵团，但由于说不清的历史，已经成为难以为继的冰火两重天了。

那是第六个相约的夜晚，雅琴也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听着大鹏的回忆。

：“雅琴，昨天我向你说的，在南局宅亲人和邻居长辈对我的亲热、同情，并经过派出所的认可，完全可以把户口起到继父家。

如果是那样，我的人生又是另一条道路。

经过监狱大学领导的教导，我不能夜不归宿没请示的不告而辞。

拜别亲人，我和陈玉玺回到就业队，红卫兵却把整个院包围了，只许工人进不许走出大门。

晚饭后鲁教导员找我谈话，说是运动很剧烈，调动是为了保护你们，因胡队长在运动中不宜露面，转告你困难只是眼前的，一定要坚强的接受考验。

我介绍明天父亲来接我的情况，鲁教导员也是爱莫能助，因为这是运动的安排，任何人也无法改变。

鲁教导员说：“今天也接到齐齐哈尔铁路派出所来的电话，市里也在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即使你在齐市派出所也要安排，还不如今天随同工人和知青一同下乡去兵团，条件总会比到农村好得多。

你向法院申诉的材料我看过，那个姓啥的不是被判刑了吗？我相信早晚法院会给答复解决的，…。”

红卫兵吹号子紧急集合，武装把我们押上了车直奔齐齐哈尔火车站，在广场武警看押下工人们围坐等待着。

抬头望去近在咫尺的南局宅我悔恨交加，如果听爸爸和亲邻的劝告今天留在家不回砖厂，让派出所去联系返城那有多好？即使返城后再和知青上山下乡，那将是另一个集体----下乡知识青年了。

两节专列车上的工人被武警监护着，因为就业工还有个绰号叫“二劳改”

，在那文攻武斗的年代把这些人转移到边远地区，也算是对工人的保护吧。

而与我们相连的另两节车厢就是富拉尔基的下乡知青，我们之间只有列车过道的分隔，可那是有天壤区别，有可能是因祖父是国民党的缘故吧。

当列车开动后，随着车轮的滚动可爱的故乡齐齐哈尔逐渐远去，我趴在茶几上哭个不停。

就业工王路明把我唤起，他微笑祥和的劝导，我不得不尊重事实的面对，再见了齐齐哈尔------可爱的故乡。

天还没亮火车进站，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顶着那凛冽的寒风，在全副武装的看押下走出站台，登上了六辆军棚车，有意的在那个小城转了几圈，最后一直向北黑暗中驶去。

当东方露出鱼肚白，展现眼前的是一片白雪皑皑，除了路边几棵冬眠树看不到任何存活的生灵，即使穿梭而过零落的小村，已经被白雪覆盖着看不到人影，我们只能看到后面的机枪，架在风驰电掣般的军车上，似乎奔赴西伯利亚刑场，我的心已死，身已经冻僵，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把我埋葬。

军车终于停在离团部最北的七连，我已经下不来车，虽然在别人帮助中还是摔倒在车下。

坐在地上许久站不起来，有人帮我拿着行李，在好心人的搀扶中，我挪动到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工人宿舍。

王路明不仅帮我买了饭菜，还拿来一瓶白酒让我暖身子，他是嗜酒如命的笑面虎，五十多岁人送绰号“老狐狸”

。

在饮酒中他许诺，家有两个姑娘任我挑，将来要为我组建个家庭。

当时的我，总觉得他的心是好心，但意中有点自私不是诚意，二十二岁的我在那种艰难环境中，对成家问题根本只是奢望。

军教员给我们开会上课，说我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社会有用的人才，在那三个多月的日子里，除了让我们背诵老三篇和新五篇，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斗会。

我们也参加劳动锻炼，24小时两班倒，去尖子山场院用机械脱麦子，夜间曾经达到过零下40度，机器冻停机只好收工回营。

春天我们被分配到各个连队，我和其它五人被分配到九连，那时雅琴你才14岁，下面我说的有些人你会认识的。

九连有近二百多就业工和军队干部，有家属的占全连的一多半，我已经处身于五十多岁的老反革命中，他们有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山西、东北等都来自全国各地，几乎就是口音大杂烩的综合点。

仅有半年之隔先后又调来两拨人，第一拨是从兴凯湖调来的就业工，大部是北京人，第二拨是造反派下乡知青，大部是齐齐哈尔人，九连集成了四类人员的大杂烩。

工人们中单身住在长长的土房宿舍，中间开门有个小走廊，又分为东西两个长屋对面炕，当然是各有个的案由-各有个的单身铺头了。

而在工人宿舍的东面原住着是带家的工人，那可是红砖大瓦房，自从知青来后，那趟房就成为他们的男女宿舍，虽然只有一路之隔，有可能也是东风压倒西风吧？本来我与知青的年龄相仿，要说我是知青也无可厚非，然而偏偏我却与那些五六十岁的老反革命在一起。

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是收到齐齐哈尔市局和铁路派出所的来信，证明我是齐齐哈尔铁路职工子弟，尽管服过刑也在申诉审案中，并说明对我应该以知青安排。

当时的我犹豫着，即使与知青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档案里写着祖父是国民党的历史，在那些造反知青中我将成为被专政的典型，还不如被淹没在就业工人之中，为此我向指导员说明了想法，并对领导表示感激。

刚到九连没几天，我从食堂吃完饭回宿舍，走在路上听到后面有人喊：“张！”

回头只见一个姑娘挑水，不见后面有任何人。

前面从家属区走来的王兴全说：“人家叫你呢。”

我说：“哪有人啊？”

王兴全只是笑。

我后面又传来喊话声。

：“怎么没人，就是我在喊你呢。”

再回头，发现就是那挑着水的姑娘冲我喊着：“你为啥向王连长打小报告，说我在十二号地捡大麦？”

那姑娘继续质问着。

：“你冤枉人，我刚来几天根本不认识你，打什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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