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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板垣施计奉天城01（第2页）

1936年3月，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一个变故最大的月份。

南次郎被撤销关东军司令长官之职，而西尾寿造升任了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关东军司令和参谋长双双易人，这在整个日本军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1936年3月中旬，新任关东军司令长官植田谦吉和新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走马上任。

臭名昭著的板垣征四郎，原本就是关东军的人，而且官至副参谋长，这次得意于西尾寿造的举荐，职务又向上晋了一级，军阶也由大佐晋升为了少将，真可谓春风得意！

与板垣征四郎不同，植田谦吉在此之前与关东军没有丝毫瓜葛。

他担任东军司令长官一职，完全是日本军部为了消除南次郎在关东军的影响，而作出的选择。

植田谦吉，大阪府人，陆军二等军吏植田谦八次子。

曾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1898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骑兵科，翌年6月27日授予骑兵少尉军衔。

历任骑兵第12联队附，陆士生徒队附，骑兵监部员。

1909年12月3日，陆军大学校第21期毕业后，历任第18师团参谋，骑兵第9联队附，第16师团参谋，陆军省军务局课员，参谋本部附，骑兵监部员。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历任浦盐派遣军参谋，浦盐派遣军司令部附，浦盐派遣军作战课长。

此后，任教育总监部附，骑兵第1联队长。

1923年8月6日晋升陆军少将，历任陆军航空部附，骑兵第3旅团长，陆军军马补充部附，军马补充本部长，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第9师团长。

1932年初，植田谦吉带着金泽第九师团出征上海，在“一二八”

事变战后的祝捷会上，他被朝鲜独立运动家、抗日义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当场炸掉了左脚掌，送医院后因伤势过重左小腿被迫截去。

可他的腿虽然瘸了，可官却升了，伤好后他立即升任了军部参谋次长。

1934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1月28日晋升陆军大将。

植田谦吉在陆军中没什么派别，被视为军队中比较稳健的中立派，他既不支持作风激进的“皇道派”

，也不赞成和财阀勾结的“统制派”

，这种机会主义立场让他左右逢源，成为了“二二六”

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植田谦吉上任不久，在满洲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即兴安北、兴安南、兴安东、兴安西四个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

的“国策”

，时任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

凌升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

的“国语”

；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

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

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

既定“国策”

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

植田谦吉得知此事后，恼休成怒。

为防止凌升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的反抗，植田谦吉决定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3月下旬，在植田谦吉的授意下，日本关东军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并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大肆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凌升胞弟，字松亭，达斡尔族），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保长拉玛迪，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勒图、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会计课长葆定、地方课长倭格吉布，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行政课长额尔很巴雅尔等。

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通苏通蒙被疑者”

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通苏通蒙”

的事实。

在拷问中，凌升说道：“别人无罪，凡事都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

。

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军事法庭，4月14日，凌升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

4月1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

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

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

这就是史学界称之为的“凌升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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