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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2页）

、“社会”

这两种概念，在这个年代并没有广泛的被人类领悟，欧洲人面对一个异邦人的时候，最注重的并非他是“哪个国家的人”

，他们最注重的是对方是“信仰什么宗教”

，你我若都是信仰天主教的，那就可以看做是自己人，这种意识形态放到当今社会是不可被理解的，比如一个佛教徒，看到一个印度佛教徒也不会觉得对方是自己人，也不能够在基本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形成共识。

在此时欧洲的封建体制下，邦国林立，德意志帝国中存在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这些邦国只对帝王存在有限义务，也只存在有限权力，这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国家这个概念在欧洲是如何诞生的？

教科书上告诉我们，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形成了国家的初步形态，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

真正导致国家慢慢形成的本质诱因是：资本出现了，资本要求广泛的动员、集中生产力，从而产生规模集群效应，形成更高效的资本积累，然而邦国林立的封建制的生产力群体太过分散，土地资源同样分散，也就导致了资本的生产力要素极度分散，在资本的需求与推动之下，一系列研究民族主义、天赋人权的学者被赞助，创立了整个服务于有利于资本增殖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革命赋予了正义性，才有了席卷欧洲的近代革命，欧洲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这是个非常容易理解的概念，现代的一个工厂，要招人必然是从全国各地征召劳动力，因为各个地区的资源价值不同，资本必然选择最便宜的劳动力进行征召，然而如果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跨邦国征召必然产生更高成本，这不符合资本发展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早就指明了这一点……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

放眼这个时代的华夏，同样的道理，这个年代的华夏人几乎不存在国家主义的概念，也不存在广泛的社会概念，因为在自然小农经济这个生产关系体系中，不需要“现代国家”

这个上层建筑，一个明代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集体概念还停留在宗族和村落的范围内，在这个时候，社会这个词是分开用的。

社，土地之主也。

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

在清朝末期之前，华夏土地上的人们都是这么理解“社”

这个词的，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从土地里面获取他们最基础的生活资料……

食物、木材等等，他们自然而然的对土地产生了一种崇拜、报恩的情绪，作为一个现代人类，我们有一套科学的解释来理解和剖析土地生产作物的科学本质，但是古人还不具备这种视角，当讨论古人的社会理念的时候，一定不能缺少了马克思主义视角，这是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典型例子。

在这种最朴实的感情冲动下，古代就有了土地神这么一个具象化的对象，土地是广袤无垠的，人们必须找到一个有限的、具体的对象来对土地这个无限之物、抽象之物进行崇拜表达。

所以人们“封土为社”

，修一个土地神庙，在这个社庙里面举行祭祀活动，从而表达对抽象的土地的感激与祭拜，这种土地庙，小的就是田间地头的小小祭坛，大到天坛，都是一个道理。

在这个基础上，最初的社会形态便凝结了……

乡社、村社，后来又慢慢发展出了诗社、茶社，社这个概念被广泛化了，用来指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松散团体。

“会”

这个字自然就是集会的意思，集会因不同的目的而举行，当然，集会的形态也是自然经济生产关系所主导的。

所以从社会这个词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古代人的社会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的社会概念跟现代人的社会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生产力条件的约束之下，古人没有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概念。

当然，这个时候的明朝人也有相当有限的国家概念，这个国家概念同样也不是因民族主义而形成，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怀仍然跟生产力、生产关系、自然资源配置是相配合的，中华是如何早在秦朝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

根本原因在地理因素与自然资源配置上。

如何理解这句话？

如果我们把整个华夏地区的400毫米等降水线与长城的地图相互比较，就能够发现其实这两条线是高度重合的，也就是说，在长城以北，就是降水稀少的区域，在长城以南，就是受太平洋暖流影响更多，降水相对丰富的地区。

古代的华夏人民以及统治者当然没有等降水线的概念，但是他们却能够正好将长城修建在等降水线的位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北方的游牧民族天然生活在降水稀少的北方地区，温度与降水等自然资源条件注定他们必须进行游牧活动，而一旦遭受大灾大难，牛马羊成群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南下劫掠农耕地区，而这种劫掠是部族性的，规模极大，毕竟自然问题不会单点爆发而是超大规模区域的爆发，因此北方的部族会更倾向于部族联合，单一的南方小国凭借一己之力无法与之对抗，这就促使了南方的耕种民族必须形成统一，共同抵抗北方的劫掠。

而南方耕种民族发生大灾大难的时候，因为自然资源的同质性，就可以以国家兼并的形式完成统一，一个小国一旦发生大灾难，势必被更大的邻国吞并，而大一统的国家也有利于形成对区域性灾难风险的抵抗力，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因为他们的资产是可流动的牛羊而不是固定的土地，所以他们很难像南方民族一样完成高度集权的统一，只能形成有限的联合。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如果从意识形态、帝王性格、民族性格、语言文化、专制体系等方面作为基础去理解问题，根本不足以触摸到问题的本质，这些条件都是催化剂，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最底层要素，仍然是自然资源条件，以及根据此种自然条件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北方的草原部族入侵南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野蛮，南方的华夏土地上的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也不是因为华夏人温顺易于管理。

马克思学说伟大的地方也在这里充分的体现了出来，分析历史不是“你以为”

，历史全都是非主观的，“有生产力事实依据”

可以分析的。

当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方式产生剧烈矛盾的时候，就是改革和革命到来的时刻。

显然，在这种国家意识、社会意识几乎没有基础的情况下，现代工业社会是无法成立的。

现在陈肇希望孵化出一个工业化的胚胎，也就是构建一个具备更优越生产关系的社会，如果不通过发展社会学来主动构建与生产关系对等的上层建筑，矛盾就必然产生，革命就必然爆发，白莲政权对外面对着西方欧洲的殖民主义，对内面对着依旧强大的明政权，内部革命是必然失败的。

所以发展社会学的需求就迫切了起来，社会学的研究关乎白莲体系的生死存亡，足以与科技相提并论。

至于具体计划，陈肇则没有急功近利，他要做的第一件事还是要普及基本教育，如果放在前一段时间，陈肇早就已经加快上马这个大项目了，即便手头上没什么银子，也没有基础教育条件，硬着头皮也得搞，毕竟如果想要构建这样一个超大体系，没个几十年的布局是无法完成的，陈肇要在有生之年保证这个项目体系构筑完成，他不确定自己死后，后人们会不会延续着他的思路推进社会建设，但是毕竟现在情况有了变化，陈肇拥有了可以说无穷的寿命，事情就可以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来了。

视角且转换到禺山白莲地区，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白莲根据地的发展状况。

距离陈肇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整个禺山……石濑地区有了很大的改观。

变化最大的当属白莲原堂口核心区域，也就是当初陈肇提着冲锋枪穿着防弹衣杀上门来的地方。

六位香主和堂主已经搬家了，在白莲总部周围建了新房，拖家带口的把家属都带了过来，建设白莲第一医院投入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陈肇一开始规划的科学种植法试验田也主要围绕在白莲总部附近，本来只是“一个大院，一个茶肆，几间茅屋”

的禺山脚下迅速的形成了集群效应，学习科学种植法的农民，建设医院的劳工让这里人丁兴旺，白莲教的相关管理人员白天都聚集在附近活动，这里又是白莲教义的宣讲传播基地，这块原本鸟不拉屎的地方迅速的热闹了起来。

人口的聚集吸引了更多产业的进入，食肆、小吃摊、各种店铺也纷纷入驻，有些眼光独到的富农也开始在周围盖房子，从现代投资的眼光来看，附近土地的升值是盖房子的主要动因，但是这个时代的富农没有经济学概念，他们只是遵循着最简单的道理进行着聚集……

这附近越来越热闹，也方便就近学习圣子的科学种植法。

如果仅仅是人口的聚集，还不足以如此迅速的提升当地的建设度，道路、安全保障、水资源、医疗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的初步奠基与相对集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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