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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及资料 ydi同人之霸府初改（第3页）

最后一次反弹是光绪二十年春，京畿八旗“清君侧，复古制”

的旗丁暴动，还被卫戍师事先得知，尽数俘灭。

为首的庆亲王世子载振死于乱军之中，庆亲王奕劻被新成立的最高法院合议庭宣判有罪，判处终身圈禁，成为司法改革后的第一个祭品。

从此，朝中古旧派大臣式微，内阁为公武派完全控制。

虽然政见分别不大，但从光绪剃发事件开始，皇帝和内阁官员争相标榜民意进而争夺改革主导权的竞争却隐隐开始。

退出行政的古旧派转而利用其尚被承认的社会地位，进入立法和司法机构，特别是常在主导立法的资政院设计对内阁的杯葛。

因为资政院和内阁均在名义上对皇帝负责而不存在隶属关系，“院阁之争”

成为控制行政的内阁推行帝国新政的主要障碍。

有时，不愿意“武力干预民主制度”

的内阁，也不得不依赖皇帝出面平衡资政院的反击。

改革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起来也引发了不少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虽然政府机构中的反对派可以镇压，但民众观念的改变却也颇费时日；激进的改革甚至就在中央如何实际落实有时也是很难办的事情。

新科举推行后，罗素兰面对国家的师资力量严重欠缺的数所空壳大学欲哭无泪，绞尽脑汁去节省每年一亿元的西学教育经费。

他彻查手下有没有贪污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熟睡中听到“贪”

字就能从床上跳起。

千省万省，三千多万学校设备采购维护费、超过四千万元西方专家学者的聘金和近二千万的翻译费用是无论如何省不下来的（这还是在他强拉无数同志客串教师的前提下，如始作俑者马丰曾在一开始被他勒令每周完成28小时以上的教学任务，不得不把铺盖和每天的文件带到大学，每天夜里讲完了就在教师休息室继续办公）。

幸好军事方面的教育特别经费不算在内，要不然连教育署少得可怜的经办人员们的月薪都发不出了。

而扛了一个中央银行的空壳的莫宁除了要保证军费，支持国家工商业（莫宁每次都是阴森森地对始作俑者牛金说：“我一定支持——你，牛。”

），还要防止伪钞、打击不法商人狙击新货币的图谋。

他在天津、上海先后成功击退了投机商的行动，并在山西和不法钱庄反复周旋。

虽然极大充实了国库，却至少熬出了几百根白头发。

（据说，内阁任命时，恰好同时得了风寒，结果被马丰和牛金分别代理了几个月的教育、财政事务的罗素兰和莫宁到了任上当天就大大问候了那两位急着当“创建者”

的仁兄的女性前辈们，此后更是隔三差五就要亲切慰问一番）

如果说这些内政上的努力是呕心沥血，那么这个阶段外交上的工作，按照外务次官张志高的话，就是“功劳全当白干，苦劳一定挨骂”

。

外交是妥协的艺术，而且“弱国无外交”

，辛苦了半天反而被别人说是卖国贼，这种痛苦非置身其中者绝难体会。

不能否认，最招致诟病，尤其是在资政院被杯葛次数最多的就是外交修约的工作。

连公武派议员都对张志高起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换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暨收复租界”

的主张大肆抨击，认为是“丧权辱国”

，次阁会议上农林大臣田正宏和财政次官莫宁也非常反对，认为该政策将有利于殖民主义不利于民族经济，只有是工商大臣牛金和科技次官马丰明确表示赞同，认为是时代潮流。

后来不久发生了英国水兵强*奸事件，刘云奏请将所有外国租界中国居民迁出，并在租界外围筑围墙，这个要了外国商人的命。

经过紧张磋商，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先后和张志高进行了修约谈判，帝国收回了治外法权，向各租借地派驻法官，但是当地民法遵循租界国法律，治权也没有收回。

张志高的修约谈判中，通过努力达成“自中国颁布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典，建立独立司法体系，并以明文法律作为唯一司法根据之日起，租界国法律即行废止”

和“自中国承诺遵循行政体制依照明文法律及承诺涉外处分事先向友邦通告之程序之日起，租借地治权即行归还”

的条款被议员们讥笑为“镜花水月条款”

，以及世人谈论都把修约功劳归于刘云的筑墙令，无不令张志高十分沮丧。

当然，次谋会议上大家对他的劝慰和鼓励，多少让他的心理恢复了平衡。

现在，次谋会议上最狂热的好战分子不是钟夏火等武将，而是这个文质彬彬的张志高：迫切希望中华显示天威的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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