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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风流大宋（第2页）

。

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

，元佑时废。

皆以进士科为重。

至于开科取士的时间，则经数度变化。

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

。

英宗治平三年，“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

，确定了“三年大比”

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

明年，恰逢辛未科省试春闱。

关于本朝科考，王棣大体是知晓的，但终究知之不详，经苏、李二人细细说来，遂“豁然开朗”

。

至于科考内容，他倒是特意了解过，毕竟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此时倒不好多问，只心里默默回忆了一番。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

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

。

“贡举新制”

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

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

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

。

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神宗皇帝言：“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着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

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

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

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

元佑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令天下学官讲解”

，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

，以及考试“添诗赋”

，但未恢复帖经、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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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时下取士，经义、诗赋并重。

后世的高考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在王棣想来，此时的科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想要进士中试，何其难也。

彼时进士科取士比例极低，尤其是本朝初更是令人发指，“建隆元年，进士十九人。

二年，进士十一人。

三年，进士十五人。

四年，进士八人。

乾德二年，进士八人……八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二十四人。”

宋太宗即位后，开始突破一百大关，有时一科竟达到三百多人。

但此时每科的取士人数还没有定制，即所谓“贡举之疏数，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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