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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 初涉政坛（第1页）

暮色中的元大都城墙巍然耸立，寒风裹挟着沙尘掠过街巷。

城门口，一位身着粗布长衫的年轻书生驻足凝望，他便是二十三岁的刘伯温。

此刻，他望着城门上斑驳的箭痕，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这座承载着无数读书人梦想的都城，既象征着仕途的希望，也倒映着时代的沧桑。

而他即将踏入的，正是一个充满荆棘与无奈的科举考场。

在元朝统治的画卷上，汉人的命运被涂抹上浓重的灰色。

蒙古贵族凭借特权高居社会顶层，如同盘踞在云端的巨擘，牢牢掌控着政治、经济命脉。

科举制度在草原铁骑带来的文化冲击下，如同风雨中的残烛，时明时灭。

元初朝堂之上，“汉人不可掌机要”

的论调甚嚣尘上，中书省、枢密院等核心官职几乎被蒙古、色目官员垄断。

这种制度性的歧视，让无数寒窗苦读的汉人学子沦为时代的弃子。

“十儒九丐”

的民谣在江南水乡、中原大地流传，道尽读书人的辛酸。

他们或是在破落的书院中继续苦读，或是在市井间代写书信糊口，甚至不得不放下尊严，沦为乞丐。

据史料记载，南宋故地的许多书院因缺乏经费被迫关闭，藏书散佚，曾经书声琅琅的殿堂，如今只剩荒草萋萋。

知识的火种在夹缝中艰难存续，等待着破局的契机。

元世祖忽必烈帐下，谋士刘秉忠曾进言“以儒治国”

，提议恢复科举、兴办教育，为朝廷吸纳人才。

然而，这位马背上的帝王常年忙于征伐南宋、平定西北叛乱，将治国方略束之高阁。

直到至元四年（1267年），翰林学士王鹗冒死进谏：“科举乃取士正途，若久废不兴，恐寒天下士人之心。”

忽必烈这才下诏商讨选举之法。

此后十余年，朝堂之上围绕科举制度展开了激烈争论。

至元六年设立国子学，试图培养蒙古贵族与汉族精英的融合人才；至元十年，真金太子力推科举，却因守旧势力阻挠未能成行。

许衡提出“罢诗赋，重经学”

的主张，试图将程朱理学与蒙古统治需求结合，这一建议最终成为元朝科举的基石。

然而，从政策提出到制度确立，整整耗费了四十余年。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当科举诏令终于颁布时，无数白发苍苍的老书生泪洒衣襟——他们等这一刻，已耗尽了半生。

但这并非曙光的降临，而是新一轮不公的开始：考试分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只需考两场，题目简单；而“南人”

需考三场，题目刁钻晦涩。

录取比例更是悬殊，汉人、南人进士名额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多被分配到偏远地区担任低级官职。

元统元年（1333年）的春天，刘伯温从江南启程，踏上了北上之路。

他途经黄河南岸，目睹饥民遍野，饿殍枕藉；进入山东境内，又听闻红袄军起义的传闻。

这些见闻让他心中不安，但科举的执念仍驱使他继续前行。

大都贡院内，数百名考生蜷缩在狭小的号舍中，在油灯下奋笔疾书。

刘伯温凭借扎实的经史功底与犀利的策论，脱颖而出，成为当年的进士。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位才子。

此时的元朝早已千疮百孔：黄河决堤，灾民暴动；权臣擅政，朝纲紊乱。

朝廷无暇安置新晋进士，刘伯温只能黯然返乡。

三年间，他在青田老家读书着述，却始终关注着时局变化。

窗外的风雨声中，他或许曾无数次自问：寒窗苦读，究竟是为了什么？

至元二年（1336年），一纸任命终于到来——江西高安县丞。

这个正八品的官职，在蒙古官员眼中不过是芝麻绿豆，对刘伯温而言却是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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