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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明帝纪第九（第1页）

十二月壬子日，冬至来临，曹叡在新建的圜丘举行首次祭祀大典。

这场祭祀仪式庄重肃穆，曹叡带领一众大臣，按照严格的礼仪程序进行祭祀，祈求天地神灵保佑魏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丁巳日，朝廷对襄阳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从襄阳郡分出临沮、宜城、旍阳、邔（邔，音其己反）四县，设置襄阳南部都尉，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己未日，有关部门上奏，建议在京都为文昭皇后甄氏建立宗庙，以表达对她的追思和尊崇。

同时，将襄阳郡的鄀叶县划分到义阳郡，进一步优化地方行政管理。

（《魏略》记载：这一年，曹叡下令将长安的各种钟虡、骆驼、铜人、承露盘等物件迁往洛阳。

在搬运承露盘时，盘子折断了，铜人又太重无法搬运，只好留在霸城。

之后，朝廷大规模开采铜矿，铸造了两个铜人，称为翁仲，放置在司马门外。

还铸造了黄龙、凤凰各一只，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摆放在内殿前。

又在芳林园西北角落堆起一座土山，让公卿大臣们都去背土堆山，在山上种植松竹、杂木和各种花草，还捕捉了许多山禽野兽放在里面。

《汉晋春秋》记载：曹叡迁移承露盘时，盘子折断，断裂的声音传出数十里，铜人好像还流下了眼泪，所以就留在了霸城。

《魏略》还记载，司徒军议掾河东人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为了国家敢于直言，不惧死亡。

所以周昌曾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

天生的忠直之士，即使面对白刃和沸水，也会勇往直前，这实在是为君主爱惜天下。

建安以来，战争不断，很多人战死沙场，有的家庭甚至全家都死光了，即便有幸存者，也多是遗孤、老人和体弱之人。

如果现在宫室狭小，确实应该扩建，但也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不能耽误农事，何况是制作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土山、渊池这些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建造它们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建造宫殿的数倍。

三公九卿、侍中尚书，都是天下品德高尚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样做不对，却不敢进言，是因为陛下正年轻气盛，他们害怕陛下发怒。

如今陛下给群臣尊贵的地位，让他们戴着冠冕，穿着华服，乘坐华丽的车子，使他们与普通人不同；却又让他们挖土堆山，弄得面目漆黑，浑身是泥，衣冠不整，损害国家的形象去做这些无益之事，实在不应该。

孔子说：‘君主按照礼仪任用臣子，臣子以忠诚侍奉君主。

’没有忠诚和礼仪，国家怎么能存在！

如果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上下沟通不畅，人们心中郁结，就会导致阴阳失调，灾害频发，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就会趁机作乱，到时候谁还会为陛下直言进谏呢？又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向陛下进谏呢？我知道说出这些话肯定会死，但我觉得自己就像牛身上的一根毛，活着对国家没什么贡献，死了也没什么损失。

我流着泪写下这些话，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我有八个儿子，我死后，就只能麻烦陛下照顾他们了！”

董寻准备上奏时，先洗了澡，像是在为赴死做准备。

奏书呈上后，曹叡说：“董寻难道不怕死吗！”

主管官员上奏要逮捕董寻，曹叡却下诏不再追究。

后来董寻担任贝丘令，他为官清廉，治理有方，深得民心。

）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的正月，魏国的朝堂之上气氛凝重。

公孙渊公然反叛，自立为燕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让曹叡怒不可遏。

为了维护魏国的威严，收复辽东失地，曹叡当机立断，诏令太尉司马懿率领大军前去讨伐公孙渊。

在出征之前，曹叡召见了司马懿，君臣二人在宫中密谈。

曹叡神色凝重地问道：“依爱卿之见，公孙渊会用何种计策来应对你的大军？”

司马懿沉思片刻，缓缓说道：“公孙渊若弃城而逃，此乃上策；凭借辽水天险抵御我军，算是中策；倘若龟缩在襄平城中死守，那他就只有被我军生擒的下场了。”

曹叡微微颔首，继续追问：“那你觉得他会选哪条路？”

司马懿分析道：“只有明智且能准确权衡敌我形势的人，才会预先舍弃一些东西，主动撤离。

公孙渊并无这般见识与魄力，而且他必定认为我军远道而来，难以持久作战，所以他定会先凭借辽水抗拒我军，而后再退守襄平。”

曹叡又关切地询问：“此次出征，往返需要多久？”

司马懿自信满满地回答：“行军需百日，攻城需百日，返程需百日，再加上六十日的休整时间，如此算来，一年时间足矣。”

散骑常侍何曾听闻此事后，向曹叡上表进谏：“臣听闻先王制定法规，必定周全审慎。

任命官员时会设置副手辅助，出兵作战时会安排监军，派遣使者时会配备副使，临敌交战时会安排参御。

这都是为了充分集思广益，防范各种突发状况。

在危险艰难之际，副手能助力主帅；主帅遭遇意外，副手也可及时顶上，以此巩固防线，深谋远虑。

汉朝时也遵循此制，如韩信伐赵，张耳为副手；马援讨越，刘隆为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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