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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13章（第1页）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

这显然冒犯了哀帝。

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

“受命”

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

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

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

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

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

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

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

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

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18，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

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

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

，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

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

，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

。

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

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今人陈侃理说，“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

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19再加上频出的灾异，连续两代皇帝绝嗣，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哀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哀帝身死，王莽仓促掌权，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一劳永逸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把哀帝改回去的郊祀制度又改了回来。

从汉元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三十年间，皇室对这宗庙和郊祀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

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

人们也更加相信，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选择了正义。

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向实质性的经济、财政、文化、内政、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13沉默的宗室

皇室如此，地方上的宗室呢？保守估计，汉末的刘姓宗室有十万人，应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沦为普通臣民。

例如离王莽封地新都国不远的舂陵国，虽然同属侯国，其实又小又穷。

当时大的侯国可称“万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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