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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洪武十九年末（第1页）

但是，朱元璋不愿意把问题搞得太复杂，因为越复杂越容易舞弊，所以就制定了两个收税的办法，一个是针对官田的，一个是针对民田的。

这个办法是分别区分收税的数量，分别为：官田每亩收田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收田税，三升三合五勺，

可以看出，官田比民田高出了六成！

等于田税和租金被打包计算了。

实际执行中，由于田地离城远近，土壤肥瘦，是否是水浇地，当地气候是否允许复种等多种因素，各地方又合理进行增减，以致在各地实际执行中弄出了一、二十种赋则（税率），以适应不同的地块。

比如北方的山西，亩产约一石至一石半，这就算好地了，而在南方如苏州一带，土地肥沃，还能种两季水稻，亩产在三石到四石都很平常。

在苏州府，七个县农田总面积是九万六千多顷，税粮可达约二百八十万石。

其中，正粮为一百八十多万石，耗粮约九十多万石，这是明朝初年苏州府的基本数字。

正粮是按照赋则的相应档次收上来的税粮，耗粮则是额外加收的运输费、损耗等杂费。

有这么一个数据，洪武九年苏州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石，民田粮只占十五万石，其余的都是官田粮。

也就是说官田粮占了九成多，可见在苏州府官田面积比例占了绝对的多数，民田少得可怜。

这说明，苏州的所谓沈万三等大富豪、富户，实际上都是取得了国有资产承包管理权的二地主！

总佃户！

他再分包给真正下地劳动的真佃户！

在这里举个例子说明：

拿一个真正下地劳动的佃户农民来说，他辛苦一年的劳动能力是。

可耕作水田二十亩。

假设一亩地种两季水稻，每亩可得米四石。

这时他有两种选择。

一是租民田。

地主要求收获对半分。

这样地主在整个生产中没有去劳动但是提供了土地，最后得米二石。

农民也得到二石。

田税是由地主去完成的，如果政府给这块地定的赋则是每亩五斗。

这样地主要从自己得到的米二石中扣除五斗交税，最后实得一石半。

如果这个地主，仅仅是一对孤儿寡母，家里有地五亩，因家里没有壮劳力才租给佃户去种的，这样实际得到的才七石半。

而这位佃农，每年可耕作二十亩的话，相当于接这样四家的地。

那么佃农每年可以得到四十石。

他家的生活要比这几个小地主还要好！

如果还有一位中等地主，有二百亩地，需要请十个这样能干的佃户的话。

佃户还是得米每年四十石，这是他的劳动极限。

而中等地主，可得到三百石，他的生活就比佃户又强得多了。

二是租官田，还是收获对半分。

农民自己留下二石，还是交出二石，这样本来国家可以得到二石。

但是如果中间夹了一个二地主。

那么问题复杂了。

比如，二地主掌握了二百亩官田，自己不种，叫佃农租种。

最后可接受到四百石米。

但是这时政府对于官田征收的税率已经不是民田的五斗了，而是一石，因为除了税收以外。

还考虑了一部分的国有资产性收益的利润。

这样政府从这二百亩官田中，得到二百石米。

二地主则也得到了二百石米，相安无事。

如果政府进一步考虑。

人家私人出租一亩地最后能实得差不多一石半，官田怎么也要差不多吧，好，官田税率提高到了一石半，这样二百亩收走三百石，二地主要骂娘了，我只剩下一百石了，管得二百亩地，跟个没地的佃农强不了多少啊！

这官田的税也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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