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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这样的审判对于传教士们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作为首犯的汤若望，此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加之不久前身患重病，“他的肢体麻痹瘫痪，甚至口舌结塞，而右手不能运用”

，完全成了一个半残废之人。

在审判中，他只能依靠他的学生南怀仁为他抗辩。

南怀仁出生于比利时贝当城，十八岁时受洗加入天主教，精通天文、数学。

三十四岁来到中国，先是在西安传教，后被汤若望召至北京，供职于钦天监。

他是汤若望之后最著名的传教士和天算学家。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受到朝廷重用，官至钦天监监正，累加工部侍郎，是传教士中任职最高的官员。

不过，当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传教士。

由于他并非朝廷命官，因此在审判中，他与利类思、安文思和许保禄被系上九条锁链。

这九条锁链三条系颈项，三条系臂腕，三条系腿足。

这是重犯才上的刑具。

由于南怀仁是四人中最年轻的，因此系他的锁链也最重。

汤若望与李祖白等人，由于是朝廷命官，开始还受到优待，未上刑具，可等到案子转至刑部时，这种优待也取消了，就连重病在身、行动不便的汤若望也被毫不留情地系上九条锁链。

旷日持久的审判使病情不断加重的汤若望苦不堪言，但他坚持不认罪，不断为自己申辩，但他的抗辩毫无作用。

因为审判过程只是一个形式，而结果早在审判开始前便已预设。

据《汤若望传》说，为了赢得这场审判，杨光先和他的党羽们大肆贿赂，整个官司中花费白银四十万两，而回教徒贡献的宝珠就有十八颗之多。

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不得而知。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先后有二百余人参加的御前会议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对于历法之争，判词完全一边倒地站在了杨光先一边。

最可笑的是判词中有“所摘十谬，杨光先、汤若望各言己是，历法深微，难以分别”

之语，既然是“难以分别”

，又如何做出判决？其实，这也不难，只要在判词中采信杨光先的一面之词，而对汤若望一方的辩解只字不提，便可达到目的。

因为对于那些复杂艰深的历法术语，也没有多少人能弄明白，包括那些审判官在内。

真正让人明白的罪状只有两条：一是汤若望进二百年历，“俱大不合”

。

因为天佑皇上历祚无疆，难道我们皇帝的江山只有二百年吗？显然这是用心不良。

二是，汤若望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

，而且后果极为严重，导致皇贵妃和皇上先后薨逝，这是存心要毁我大清，实属大逆不道。

杨光先等人的策略收到了效果。

其实，前一条罪状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葬期一案早在顺治朝就有定论。

可在恩格德的运作下，如今完全翻了过来，不再是礼部误用时辰，而是钦天监“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

导致的恶果。

这样一来，责任便完全落到钦天监的头上。

在审判中，南怀仁极力为汤若望辩护，他说即便这个错误是钦天监造成的，也不能归咎于汤若望和其他受审的官员，因为在监局内他们只负责天算部分的工作，从不过问吉日的选择。

然而，这样的辩解根本无人愿意去听。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最终的判决下达了：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人凌迟，五人斩首；在京传教士充军，各省传教士押送广州，驱逐出境。

现在，只待最后一道手续，即呈奏皇帝批准便可执行了。

传教士们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所有人都认为在劫难逃。

他们在狱中互相鼓励，抱着为信仰而死的信念，并视殉教为一种无上的光荣。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事发生了——北京城和京师附近连续发生了天象异变。

据《清史稿灾异志》记载：“三月初二日，京师地震”

；“初四日，锦州地震”

；“四月十五日，滦州、东安、昌平、顺义，地震两次，房垣皆倾。”

地震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另据《汤若望传》描述：就在判处汤若望死刑的文件呈送皇上与太皇太后时，是日11时，“北京便起了一阵地动，摇撼全城之建筑。

由地内隆隆发出雷鸣之声。

城内房屋之倒塌者不计其数，甚至城墙亦有百处之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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