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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虽是实情，实则也是试探。

祁韫一边细说，一边暗察林璠与瑟若神色，见小皇帝虽微蹙眉心，面上却仍淡然从容，瑟若更是神色如常，便愈发笃定：瑟若并未将林璠教成那种只知善恶分野、非黑即白之人，而是令其懂得政商之间的深层博弈与幽微权衡。

林璠自七岁起习政，皆由瑟若一手教养。

祁韫所言，并未颠覆他原有的认知。

因瑟若早便告诉他：清水可灌田，浊水亦能载舟。

贪墨之官、政商勾连，原是今制常态，更是中土千年官场沉疴，非可一朝尽清。

天子非神，不能一指山河即令四海澄澈；欲以一己之力涤尽污垢，清正吏治，那是理想，不是治道。

君主之责，贵在驾驭百官以庇佑黎庶，使吏治虽有盘剥，仍不逾矩不失度，使政通人和、军令不紊，民生方得安稳生息之本。

至于如何用人施政、惩恶扬善、权衡导引，皆须在千变万化的现实中慢慢体悟。

而这以仁心为本、以万民为念的治国根本，早已烙印在林璠心中。

林璠听罢，竟问了一个颇为务实的问题：“如今大晟工商之税，给你们行商造成多大负担？商税之外，还需向官员付出多少成本？”

祁韫微笑缓言：“臣斗胆以宋为对比。

宋之商税征收名目繁多，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钱，下至果菜皆加税’。

我大晟则设税课司、税课局，市镇有分司、分局，关津设竹木抽分局，合计四百余处，专责征收之事，并明令‘一切客商应有货物照例投税之后，听从发卖’，杜绝官牙私牙之弊。”

“至光熙二年，以大兴、宛平二县为例，所征商品达二百三十余种。

然我朝税率较宋为宽，虽征税比例自五十抽一至三十抽一不等，实则商税亦不到三十抽二，远低于宋人实情最高可达之三成之数。

此皆太祖高皇帝定下恩例，绍统圣帝复加修明，既广商路，又减商赋，使行商成本大减，实万民之福。”

祁韫观望林璠神色，见他都听得懂，方续道：“至于陛下所问商税之外的成本，原是纷繁复杂，需具体应对。

但近来臣与诸多同行交谈，虽买卖有大小异同，无一不说自嘉祐四年以来，吏治日清，每年打点之费已可省去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日子确是越过越好。”

她寥寥数语，既交代了本朝商税的机构设置、税种品类与征收幅度，又以宋为镜，映出大晟之政清明。

林璠听得聚精会神，眉头紧锁，似在默记。

瑟若却已于心中回忆几件贪墨官员抄家所得流水细账，比照下来，知其所言虽似称颂于她，实则不虚。

自嘉祐三年起，她之施政几可独专，精调百弊，如医垂危之人，方才令积弊多年的吏治稍有起色。

而这些，最终落在万民切身处，便是那年年省下的五分之一打点之费，于朝堂是政声，于市井是喘息，皆是实绩。

瑟若忽又想起一件盘桓已久的要事，眼下正逢其时，便起意一试。

她似是闲谈，缓声问道：“祁卿见识既广，亦察于微。

虽言从商，然于我朝财赋制度与实情亦多熟谙。

那么，你可知如今大晟岁入之中，最为倚重者，乃是哪些项下？”

祁韫目光在她面上略一扫过，方从容不迫答道：“正巧臣近来陪家兄筹备春闱，曾细读户部王尚书所撰《户部题行十议疏》。”

“疏中有言，自光熙朝施行盐课折银、开中纳银以来，天下财赋源流大致有二：一为田赋，一为盐课，各约占岁入之半，而田赋较盐课稍多。

至于商税，岁入不过数十万两，实属微末，难当大用。”

瑟若这一问其实刁钻。

以祁韫对数字的敏锐，答中若无具体数目，便显敷衍；若说得过细，又难免显得对政务知之甚详，于君臣奏对是大忌，十分失度。

即便这些数目皆可由平日与官绅交往中旁敲侧击得来，亦不宜显露得太过明白。

祁韫却应对妥帖得体，稳稳绕过此暗礁。

素来只字不提家中亲人的她，此时巧借“陪兄温书春闱”

之由，抬出祁韬举子身份为障，又引出户部尚书王崐去岁所撰新疏为据，不着痕迹将来源归于典章公文，既示学识，又守分寸，可谓圆融有度，进退得宜。

她全程都在细细留意瑟若究竟吃了多少。

按理说，以瑟若素来脾胃孱弱，肉食偏重的涮锅并不适宜，偏偏这一席却成了她与林璠每年年末的例行温馨，小小团聚中照例安然无事，也从旁印证了祁韫那句“胃病即心病”

的判断。

祁韫与人打交道无往不利，一言以蔽之是“投其所好”

，只需一顿饭，谁偏好何物、可能来自何地，她一望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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