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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巅峰之作正红旗下（第1页）

老舍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大师”

比较，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正红旗下》为什么夭折？为什么作者认为老舍的潜力，一定不是只能写出“一部《红楼梦》”

，但他放弃了自己？

1962年春节，老舍写出一副对联来自勉：付出九牛二虎力，不作七拼八凑文。

这算是一种觉悟。

毕竟，他已经64岁了，不能再多耽误了。

1960至1962年，文艺界相对繁荣起来。

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应景文章。

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时，老舍积攒多年的人生悲剧被触动，他的身世经历涌上心头，他熟悉这个世界，感情落进了过去的年代，父亲的死，母亲的勤俭，姑妈的自私，姐姐的不幸，自己的童年……他找到了发泄的通道，先写了话剧《义和团》，再向前延伸思绪。

1961年年底，他开始写作酝酿一生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以家族为背景。

1962年3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他正写《正红旗下》。

回北京后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几段。

但好景不长，恰逢文艺界开上，批评长篇小说《刘志丹》。

上海那边又提出“大写十三年”

的口号，打着“革命”

旗号，只许写1949年以后的“新人新事”

。

1962年《人民文学》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北京文艺》刊登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1964年被定为“坏小说”

、“大毒草”

，“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

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

。

老舍的朋友，原《人民日报》社长、党内少有的才子邓拓，教训在先。

1957年邓拓到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

自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共发表一百五十多篇文章。

老舍很赞赏，称他“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

。

1966年4月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燕山夜话》，老舍只能沉默。

这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

4月14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思想，没有用**思想来武装自己。”

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

正写《正红旗下》的老舍也许从中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

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

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

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

’非凡的创作搁浅，老舍写《陈各庄上养猪多》去了。

此后，这部《正红旗下》就只有八万多字，后面的精彩故事，被老舍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对此，曾有人感叹，说：“假如先生还在，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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