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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八月二十三日殴打事件（第2页）

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

为什么不打呢？！

……警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

该打！

’这一喊哪，叫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

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

打！

’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大家中的一个。

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

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

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呢？恨仇敌……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

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

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愿……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

文章发表于1951年10月。

参见《老舍文集》14卷，325-327页。

）老舍本人遭到迫害，却是被指控为北京市原市长彭真的“同谋”

了，而且，作为《北文艺》的主编，他对发表《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定了个“莫须有”

的罪名，一直战战兢兢。

1966年7月10日，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国的战争大会，老舍出席，并坐在主席台上。

这时，在这样的场合露面，在他已久违了。

会后，他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

（巴金：《“最后的时刻”

》。

）这腔调在今天的人听来，显得很悲凉、凄惨、失气。

因此，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

1966年浩劫初起时，老舍就在写检讨、受批斗。

批斗间隙、批斗之后，老舍对林斤澜说的还是艺术，特别是小说语言艺术，如：“语言就是脸皮。

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

林斤澜认为，这里的“个别人”

指的是巴金、章靳以他们。

7月13日，老舍在家忽吐鲜血，被送进医院。

未痊愈，他很牵挂外面的运动，就出了院。

到8月21日，他憋不住了，曾愤愤说：破“四旧”

，斗这砸那，是谁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那些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对于死这样的重大行动，老舍早有揭示。

屈原的“死节”

，更是他心中伟大人格的范本。

但是人都逃不开他的环境与时代，有直道而行者，有委曲求全者，许多品节高尚之士，为表白清白人格，展示不辱气节，纷纷自杀，越到后来，老舍作品里人物自杀的心理强度越来越加大，从《老张的哲学》里的李静、《赵子曰》里的李景纯，到《猫城记》里的大鹰，《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茶馆》里的王利发等，其死都带了为自己信仰和人格进行“身谏”

、殉难的性质，具有了宗教精神，成了老舍自己自杀的“预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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