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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零二章 给日本政界火上浇点油（第1页）

李长庚见把裕仁忽悠到点子上，接着说道：“所谓权术，在我指的就是帝王术，或者叫做帝王心术，你们日本从中国学去的是唐朝的帝王术，这种帝王术在宋代以后中国就没人用了。

｛{23][wx}唐朝的帝王术实际上脱胎于中国道家思想的无为权术。

总结起来就是皇帝做很少的事情，领最大的功劳，大臣们做很多事情，犯最大的错误。

在简单点说，就是皇帝什么都不要做，让下面的大臣来做事情，对了是皇帝的功劳，错了是大臣们的错误。”

裕仁想了想反问道：“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对，唐朝盛世就是这样来的，但这样做有个极大的缺点，那就是容易产生门阀和相权。

唐朝也是这样亡的！

日本虽然是天皇一系，但一千多年来，也还是从明治天皇那时，天皇才重新掌权。

那时支持明治天皇的大名们也都成长起来了，他们希望天皇在次回到曾经的神位上去，我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裕仁听完沉默了许久，才说道：“在我心里一直对你充满了老师一样的情感，同样我也把你当成我最信任的朋友，我非常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你说的话我都将铭记在心。”

“好，这才是一位帝王该有的心态。

那就是谁都不要信任，最高明的时候，就是连你自己也不要信任。

到了宋朝之后，宋太祖改革了唐代的帝王术，一举解决了，大臣谋反叛国的弊端，发展到清朝时期，这种帝王术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我先给你讲点简单的吧，所谓帝王术无论唐宋都有其最核心的一点，那就是赏罚，正所谓恩出于上。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对于大臣来说，他们最在意的就是君恩皇赏，这个赏是皇帝给的，大家会记住皇帝的好，是首相给的大家就会记住首相的好。

所谓皇恩一赏朱紫贵，皇恩一赏万倾田，皇恩一赏金玉堂。

光有赏不行，更要有罚，所谓罚不过生死。

皇帝若要臣亡，臣不得不亡，如果皇帝失去了判臣生死的权利，那么皇帝的威严也就没了。

当然这都是最简单，却也是最实用的帝王术，这个道理连老百姓都能了解。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里面要引申出另一个权力，那就是相权，这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

百官之首，一但君权与相权相争，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来维护君权的话，君权很有可能要旁落于相权。

如今你就面临这样的事情。

天皇在日本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却没有至高无上的赏罚之权。”

“那我要怎么做才行？”

“一个字——赏！”

“赏？”

“对，赏，一个首相太忙了，至少要给他加上两三个副相才好。”

“对地。

一个首相大人实在是太忙了！”

光赏还不够，还要罚！

能当首相的人，一定要谦洁奉公。

公正廉明，用人不当也是犯错误地，皇帝可以不管具体的事情，但一定要管住大臣，至少要把首相管住，首相做的不好，可是换副相来做，副相有两三个，总有一个会做的好地。

即便都做不好，我想这么多大臣总会有能做的好的大臣。

毕竟想当首相的大臣还是比不想当首相的多。”

“嗯，忠心做事的大臣还是有许多地，我现在就想起好几位！”

“这就对了，你是天皇，你觉得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

你觉得谁不行，行也不行！”

“领教了，这帝王术还有什么高深的吗？”

“当然有，这帝王术，其时是中国法家的思想，韩非子一书中提出了法、术、势的观点，又具体地提出了，七术与六微的权术要点。

我不妨说来给你听……。”

李长庚与裕仁一聊起来就是两天的时间，从帝王术讲到如何处理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式，如何拉拢，如何打压，听得裕仁心痒难耐，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君不能信臣，因为君臣的利益是不统一的。

裕仁深以为然，也拉拢了不少天皇近臣来与李长庚讨论。

对于李长庚的过度热情，也有裕仁的近臣对他说，李长庚用的是离间计，可裕仁听了却摇头说：“即便是离间计，我也忍不住要用，因为他出的所有主意，对我都有利。”

就在这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裕仁上了一道奏折，也就是后世有名的田中奏折，当然此时中国的变化已与历史完全不同，但里面大量提到中国危胁，日本必须做出积极的应对。

比如说向朝鲜增派兵力，加大对台湾的军事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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