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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八章 贵族与流氓（第1页）

第六百三十八章贵族与流氓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贵族精神’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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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

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

这种自我放逐，成为华夏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第三代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

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

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

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

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华夏人精神的主宰，

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代贵族精神的变革，象征着华夏文明中贵族精神从胸怀天下到安于自保的报复，让贵族精神彻底没落。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

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

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华夏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或者说，华夏的文艺复兴失败了，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成功了，导致了后来工业时代后，有着有着流氓基因的西方列强，开启了对华夏的迫害之殇。

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大多数都是欧洲贵族创建的。

?特别是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美帝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但是实际上，这些思想雏形，在两千多年的墨家和诸子百家上都已经出现过了，但是两者有一个差距，就是即便在两千多年前，华夏第一次的文艺复兴成功了，有墨家和儒家并驾齐驱，兼并法家兵家名家农家医家等等学派共同开创了一个强大无匹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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