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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1页）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早些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老板数量不能多，官员代表数量也不能多。

这番话尽管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关注，但值得仔细考量，它既反映出中国人大代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透露出了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关于人大制度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就问题方面来说，近年来，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已经占了太重的比例。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基层的县、乡级人大，也存在于省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

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人大制度的社会代表性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加以纠正。

就人大改革的方向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来自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大代表的比例应增加。

利益代表平衡成问题

尽管中国没有西方议会民主那样的代议制度，但利益表达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利益表达或政治参与机制。

从理论上说，各主要社会群体都应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影响政府的决策。

的确，从表象上看，人大的确由各社会阶层的人士组成，但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利益代表往往是有问题的。

人大代表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就没有解决好人大的&ldo;社会代表性&rdo;这一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人大过重地体现出其阶级特性。

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是主体，因为从理论上说，工人、农民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但是这种代表构成并不意味着工人、农民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在&ldo;文化大革命&rdo;期间，人大制度基本上处于停止运作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大代表中的知识分子代表遽然增多。

知识分子代表的增多表明这个社会群体更能把自己的利益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中。

再者，这种变化也表明立法的需要。

立法需要专门的知识，知识分子当然就成为重要一员。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干部数量的增多。

在80年代，人大经常成为安置离退休干部的重要场所。

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在职干部也在人大系统任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非国有部门的兴起，企业家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家阶层开始在中国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为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影响他们的利益，这个阶层自然有参与政治的强烈要求，人大系统成为他们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渠道。

为了回应这种需求，执政党提出了&ldo;三个代表&rdo;的理论，把企业家参政加以合法化。

&ldo;三个代表&rdo;理论提出后，企业家阶层参政几乎成为一个潮流。

有主动参政的，也有被邀请参政的。

结果，从中央到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协系统）中，企业家代表的比重越来越大。

当然，在&ldo;三个代表&rdo;理论下，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名人，例如演艺人员，变成了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

企业界人士的增多，加上本来比例就很高的官员，给外界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ldo;两会&rdo;成了官、商的大聚会。

中国政治也给人一种&ldo;官商一体&rdo;的感觉。

社会群体须有公平比例

其他社会阶层比例增多，工人、农民的比例自然减少。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在工人、农民还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正常渠道的代表，无论社会正义还是政治社会稳定，都会失去社会基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更会成为问题。

近年来，在&ldo;以人为本&rdo;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开始向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倾斜。

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群体缺乏有效的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政府决策，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其利益仍很难得到制度性的保障。

增加工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人大系统中的比例相当重要，这可为他们提供一个利益表达并影响政府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制度机制。

这也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但是，也应当看到，工人或者农民的利益不见得一定要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才能表达。

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达到或者保持各个社会群体的公平比例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这很可能只成为一个表象。

人大系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代表机构，让各个人大代表能够代表其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利益才是关键。

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人大代表如何产生？他们是否有产生他们的选民？他们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民如何向他们的代表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人大代表如何把选民的利益传达给政府，又如何保障政府能够解决选民要求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放在制度的构架内得到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各社会群体在人大构成中的比例不应当成为政策的随机产物。

政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但如果政策一变，社会群体在人大构成中的比例也就跟着变，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这种变化只表明人大代表制度还不成熟，或者还没有制度化。

成熟的人大代表制度不会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如何构造一种能够保障社会政治公平的人大代表制度，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一项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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