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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另外还有一位更有勇气的人，当然也是一位学者。

他译了几篇日本人著的关于鲜卑和匈奴的论文，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

后来有人查出原文来去信质问，他才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

这当然理由充足，因为倘若在别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间非忘掉一个不行的话，当然会忘掉别人的，谁不爱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只是随便举出两个例子。

像这样的有勇气的人，在我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笋还要多。

只是在我们国内耍这一套，关系还不太大，因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尔让外国学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们丢人。

我上面说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现在剑桥大学任教授的德国汉学家就同日文原文对照过，他把结果告诉了我，弄得我面红耳赤半天说不上话来。

在外国这是法律问题。

倘若一个人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偷了人家的东西而不声明，以后发现了，立刻取消博士头衔，我希望中国的法律也会来制裁这一群&ldo;英雄&rdo;!

1946年11月14日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这完全是对我自己的总结，因为这样干的人极少。

我这样做，完全是环境造成的。

研究学问是我毕生兴趣之所在，我的几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这上面。

但是，在济南高中读书时期，我受到了胡也频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响和鼓励;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又受到了叶公超先生、沈从文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的奖励，就写起文章来。

我写过一两首诗，现在全已逸失。

我不愿意写小说，因为我厌恶虚构的东西。

因此，我只写散文，六十多年来没有断过。

人都是爱虚荣的，我更不能例外。

我写的散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上述诸先生的垂青，后来又逐渐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鼓励。

我写散文不间断的原因，说穿了，就在这里。

有时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换一换脑筋。

就像是磨刀一样，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人生一乐也。

我自知欠一把火，虽然先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理事、顾问，却从来不敢以作家自居。

在我眼中，作家是&ldo;神圣&rdo;的名称，是我崇拜的对象，我哪里敢鱼目混珠呢?

至于搞翻译工作，那完全是出于无奈。

我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张。

当时内心极度痛苦。

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必须找点工作干，我指的是写作工作。

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

我主张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不能讲假话的;硬往外挤，卖弄一些花里胡哨的辞藻，我自谓不是办不到，而是耻于那样做。

想来想去，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搞翻译。

我从德国的安娜&iddot;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学作品。

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一部翻译的产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霉、精神最痛苦的时候。

当时&ldo;文化大革命&rdo;还没有结束，我虽然已经被放回家中;北大的&ldo;黑帮大院&rdo;已经解散，每一个&ldo;罪犯&rdo;都回到自己的单位，群众专政，监督劳改;但是我头上那一摞莫须有的帽子，似有似无，似真似假，还沉甸甸地压在那里。

我被命令掏大粪，浇菜园，看楼门，守电话，过着一个&ldo;不可接触者&rdo;的日子。

我枯坐门房中，除了传电话，分发报纸信件以外，实在闲得无聊。

心里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于是就想到了长达两万颂的《罗摩衍那》。

从文体上来看，这部大史诗不算太难，但是个别地方还是有问题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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