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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火种3（第2页）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

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击战法。

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

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

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

朱德当队长。

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

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

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

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

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

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

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

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

朱德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

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

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

，最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领导层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

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

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

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作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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