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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火种2（第2页）

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

。

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

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

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

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

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

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

，是指打游击。

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

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

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

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

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

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

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

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

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

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

，“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

、“情报疏忽”

、“政治工作懈怠”

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

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

，不是“上山”

，那是错了。

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

过程中失败了。

但“上山”

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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