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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

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

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

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

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

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

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

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

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

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

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

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

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芭芭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

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

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

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

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

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1997年3月20日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

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

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

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

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

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

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

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

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

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

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

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

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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