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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2页）

书，则为预避文祸之于触，与夫遗祸于后昆；其视舞弊及中饱如奉明言者，

乃用符“不枉受历代优遇豢养之恩”

也欤？……而内务府人之累代子孙亦

为之贻误，乃至于此，曷胜叹哉！

这位老先生当年由于家庭不许他升学深造，受过不少刺激，所以他对于内务府人不读书的感慨特别深。

我那时对三旗世家所包办的内务府1，最不满的还不是俗而无学，而是他们“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

。

1在满清八旗中，镶黄、正黄、正自三个满军旗系皇室亲自率领的所谓亲军，内务府人均出自这最亲信的三旗，自堂郎中以下所有司员全不例外；堂郎中以上即内务府大臣，也有的是司员提上来的，也有的是从外调来的。

总之，除个别大臣外，全被三旗包下来了。

——作者

关于内务府中饱、舞弊的故事，在这里只举出两个例子就行了。

一个是内务府每年的惊人开支，即使四百万元的优待费全部照付，也会人不敷出。

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

在北京《京报》上揭露的当年收入抵押金银古玩款，达五百多万元，当年并无剩余，全部开支出去了。

据前面那段文字的作者说，那几年每年开支都在三百六十万两上下，这是和《京报》上揭露的材料大体相符的。

另一个例子是我岳父荣源经手的一次抵押。

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字人是内务府绍英、耆龄、荣源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抵押品是金编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八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合同内规定，四十万元由十六个金钟（共重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做押品，另四十万元的押品则是：八个皇太后和五个皇后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一万零九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计重八百八十三两八钱，另加上嵌镶珍珠一千九百五十二颗，宝石一百八十四块，玛瑙碗等珍品四十五件。

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当做荒金折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是逢年过节需要开销的时候。

一到这时候，报上就会出现秘闻消息，也必有内务府辟谣或解释的声明。

比如这一次抵押事先就有传闻，内务府和荣源本人也有声明，说所卖都是作废的东西，其中决没有传说中的慈禧的册宝云云1。

1上面说的这个合同，见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京报》，关于事先的传闻和内务府与荣源的声明，见于十三年年底的《京报》。

我在出宫之前，虽然对内务府的中饱和舞弊拿不到像上面说的这样证据，但是，每年的“放过款项”

的数字告诉了我一个事实：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

内务府给我写过一份叫做官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

的材料，是内务府为了应付清理财产的上谕而编造的（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清理），据他们自己的统计，除去了王公大臣的俸银不计，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三十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也不过才加到七十万两，我这个人再不识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

师傅们虽然帮助过内务府，反对我买汽车、安电话，可是一提起内务府这些事，谁也没有好感。

伊克坦师傅在去世前（我结婚前一年）不久曾因为陈师傅不肯向我揭发内务府的弊端，说陈师傅犯了“欺君之罪”

，不配当“太傅”

。

至于庄师傅就更不用说了，内务府在他看来就是“吸血鬼”

的化身。

他对内务府的看法促成了我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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