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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第1页）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搬到我身边，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

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必须回大连。

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

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在压迫着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

叫他和陈曾寿到我身边来。

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地向我叙说了郑罗二人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他们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

胡嗣瑗和陈曾寿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和条陈来，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

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

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意思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大军机。

陈曾寿则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纲纪，外交莫重于主权”

，所谓“纲纪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政令必出自上”

，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大官。

这些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晋爵的时候，显贵角色里根本没有他们。

后来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务，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回来。

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

，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么“白衣”

。

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便和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

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

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

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

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同时，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遗老们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顺来，也都被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

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到拦阻。

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才无可奈何地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

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

当过我父亲家里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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