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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第1页）

“你还叫我伺候你！”

他瞪眼说，“我还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没叫人伺候够吗？”

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

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

“好，给你修。

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

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

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

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

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

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

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

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

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

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交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

我很少这样“帮助”

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

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

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

不帮助还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

政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

，总是跟“改造思想”

、“洗心革面”

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

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

我甚至想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啤我。

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

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

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

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

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

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

我的前半生--二　问题在自己身上

二　问题在自己身上

星期日，我们照例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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