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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一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伞全部从婴儿车卸下来，一件一件往身上挂，再手忙脚乱地把车子折叠起来，全副装备地挤进栅栏，还要担心孩子的手脚不被夹在旋转杠中。

上到路面来，在飘落的雪片中再把车子撑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吓地把该子放进车里，准备过街；我发觉铺高的人行道与车道交接之处没有作成斜坡，造成将近一尺高的落差。

扶着婴儿车站在这个&ldo;悬崖&rdo;之前，如果继续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像畚箕倒垃圾一样&ldo;倒&rdo;到雪地里去‐‐‐

离开高贵却很&ldo;凶险&rdo;的巴黎，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ldo;先进&rdo;找到了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巧是中国人说的，&ldo;富而有礼&rdo;。

这&ldo;礼&rdo;，不仅只是鞠躬握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种&ldo;民胞物与&rdo;观念的付诸于具体。

从火车站的地下层上到路面，有电梯可乘，专门供婴儿车与残障者的轮椅使用。

所有的人行道与车道的交接之处都铺成斜坡，接着黄色的斑马线道，婴儿车顺利地滑过，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机场和车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别为残障人设计的厕所与洗手台，有让母亲为婴儿换尿布的平台。

（在戴高乐机场的盥洗室中，作母亲的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孩子光光地放在冰凉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马桶盖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巴黎人！

）

在苏黎世的住宅区，你也不可能走上两条街还看不见一个儿童的小天地：就在房子与房子之间，一小块青糙地上，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一堆沙。

许多垃圾箱上涂着儿童画：猪、狗、猴子、孔雀，守着荡秋千、玩沙厮闹的小孩。

大型的百货店往往有个幼儿乐园，免费的，让来采购的父母放心去采购，孩子也玩得痛快。

乐园中并不是随便摆一些无意义的电动玩具让孩子过一过瘾；它依年龄而隔间：大一点的，有电视童话节目可看，不看电视的可以看童书画报。

小一点的玩益智的组合积木，用蜡笔画画；还不会走路的小把戏，就在地毯上玩会叫的小狗熊。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

没有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连设想的&ldo;有心&rdo;都不太可能。

有过&ldo;易子而食&rdo;经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

&ldo;衣食足而后知荣辱&rdo;。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ldo;弱者&rdo;的身上：

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ldo;悬崖&rdo;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ldo;富而有礼&rdo;的社会中。

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

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

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ldo;富而有礼&rdo;还有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ldo;黑盒子&rdo;

&ldo;你是外省人？&rdo;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

对于我这么一个&ldo;什么都不知道&rdo;

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

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

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

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

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

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

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的。

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

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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