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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总之，在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以前已有相当好的基础。

美学的主要问题大体明确了：那就是文艺的现实基础和文艺的社会功用。

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所要解决的也正是这两个主要问题。

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一三页。

第一部分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

第二章柏拉图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出身于雅典的贵族阶级，父母两系都可以溯源到雅典过去的国王或执政。

他早年受过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在文学和数学方面。

到了二十岁，他就跟苏格拉底求学，学了八年（公元前407‐399），一直到苏格拉底被当权的民主党判处死刑为止。

老师死后，他和同门弟子们便离开雅典到另一个城邦墨伽拉，推年老的幽克立特为首，继续讨论哲学。

在这三年左右期内，他游过埃及，在埃及学了天文学，考查了埃及的制度文物。

到了公元前三九六年，他才回到雅典，开始写他的对话。

到了公元前三八八年他又离开雅典去游意大利，应西西里岛塞拉库萨的国王的邀请去讲学。

他得罪了国王，据说曾被卖为奴隶，由一个朋友赎回。

这时他已四十岁，就回到雅典建立他的著名的学园，授徒讲学，同时继续写他的对话，几篇规模较大的对话如《斐东》，《会饮》，《斐德若》和《理想国》诸篇都是在学园时代前半期写作的。

他在学园里讲学四十一年，来学的不仅雅典人，还有许多其他城邦的人，亚理斯多德便是其中之一。

在学园时代后半期他又两度（公元前367和361）重游塞拉库萨，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两次都失望而回，回来仍旧讲学写对话，一直到八十一岁死时为止。

《法律》篇是他晚年的另一个理想国的纲领。

柏拉图所写的对话全部有四十篇左右，内容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主要的是政治，伦理教育以及当时争辩剧烈的一般哲学上的问题。

美学的问题是作为这许多问题的一部分零星地附带地出现于大部分对话中的。

专门谈美学问题的只有他早年写作的《大希庇阿斯》一篇，此外涉及美学问题较多的有《伊安》，《高吉阿斯》，《普罗塔哥拉斯》，《会饮》，《斐德若》，《理想国》，《斐利布斯》，《法律》诸篇。

除掉《苏格拉底的辩护》以外，柏拉图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

对话在文学体裁上属于柏拉图所说的&ldo;直接叙述&rdo;一类，在希腊史诗和戏剧里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柏拉图把它提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运用于学术讨论，并且把它结合到所谓&ldo;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rdo;，这种辩证法是由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等人的矛盾统一的思想发展出来的（1），其特点在于侧重揭露矛盾。

在互相讨论的过程中，各方论点的毛病和困难都像剥茧抽丝似地逐层揭露出来，这样把错误的见解逐层驳倒之后，就可引向比较正确的结论。

在柏拉图的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向来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

柏拉图树立了这种对话体的典范，后来许多思想家都采用过这种形式，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能赶得上他。

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学中一个卓越的贡献。

但是柏拉图的对话也给读者带来了一些困难。

第一，在绝大多数对话中，苏格拉底都是主角，柏拉图自己在这些对话里始终没有出过场，我们很难断定主要发言人苏格拉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柏拉图自己的看法。

第二，这些对话里充满着所谓&ldo;苏格拉底式的幽默&rdo;。

他不仅时常装傻瓜，说自己什么都不懂，要向对方请教，而且有时摹仿诡辩学派的辩论方式来讥讽他的论敌们，我们很难断定哪些话是他的真心话，哪些话是摹拟论敌的讽刺话。

第三，有些对话并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如《大希庇阿斯》篇），有些对话所作的结论彼此有时矛盾（例如就文艺对现实关系的问题来说，《理想国》和《会饮》篇的结论彼此有矛盾）。

不过尽管如此，把所有的对话摆在一起来看，柏拉图对于文艺所提的问题以及他所作的结论都是很明确的。

总的来说，他所要解决的还是早期希腊哲学家所留下来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文艺对客观现实的关系，其次是文艺对社会的功用。

此外，他所常涉及的艺术创作的原动力的问题，即灵感问题，也是德谟克利特早就关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柏拉图是在新的历史情况下来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他的文艺理论是和当时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应该记起当时雅典社会的剧烈的变化，贵族党与民主党的阶级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贵族党失势了，民主党当权了，旧的传统动摇了，新的风气在开始建立了。

柏拉图是站在贵族阶级反动立场上的。

在学术思想上他和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派（许多对话中的论敌）处在势不两立的敌对地位。

在他看来，希腊文化在衰落，道德风气在败坏，而这种转变首先要归咎于诡辩学派所代表的民主势力的兴起，其次要归咎于文艺的腐化的影响。

他的亲爱的老师在民主党当权下，被法院以破坏宗教和毒害青年的罪状判处死刑，这件事在他的思想感情上投下了一个浓密的阴影，更坚定了他的反民主的立场。

他要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来纠正当时他所厌恶的社会风气，在新的基础上来建立足以维持贵族统治的政教制度和思想基础。

他的一切哲学理论的探讨都是从这个基本动机出发的。

他在中年和晚年先后拟定了两个理想国的计划，而且尽管遭到卖身为奴的大祸，还两度重游塞拉库萨，企图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他对文艺方面两大问题，也是从政治角度来提出和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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