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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

例如，有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问题：&ldo;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rdo;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

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

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证明是值得的。

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

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

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

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

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

为了达到前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

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

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

然而，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

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

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虑的时期还要遥远。

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

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

因为，如果再度倔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

确实，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

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

现在，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如他们在1854年并如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

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现在也没有为详尽的追述其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影响所必需的资料，然而，仅存的迹象仍足以证实那是一个确定因素的推测。

如果仅仅通过把握已广为流传的特定角逐一类的事实，那么，基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出精确判断的，因为，正如同通常那样，海上事件处理过程都已被可耻地忽略掉了。

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军史的细节，以便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基于其历史为人们所通晓之时期可能发生何事的知识基础上，得出正确的推论。

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

与之相反，历史已经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战术永远都是可能的，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

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奇迹般地攻陷坎尼，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在南部意大利登陆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队大象；在第七年，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后，他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随后落入汉尼拔之手。

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甚至于最终随同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

所有这一切倒不是不与由罗马舰队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为控制海洋力量的决定性角色相协调一致。

这些事件中无一能够证明，如果它愿意的话，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

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

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断言，需要通过反省确凿的事实并进行提炼与完善，使其影响的种类和程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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