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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其最初目的，仍是&ldo;回向原典&rdo;，[27]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

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

[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ldo;压迫&rdo;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ldo;提倡&rdo;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

嗣后，四库馆臣多为&ldo;反理学&rdo;之&ldo;考据派&rdo;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ldo;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rdo;，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

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

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

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

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

……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

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

[29]

另一方面，&ldo;经世之学&rdo;已蔚然而起。

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ldo;农政&rdo;：

农桑，王政之本也。

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

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

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ldo;粮政&rdo;，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后文）：

迩年米价之贵徧天下，朕多方筹划，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欲停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停，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

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

其三为&ldo;荒政&rdo;：

至水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

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欤？

第四为&ldo;治水&rdo;：

治河转漕，以饷京师。

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长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欤？

所言涉及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视为一篇经世派的宣言了。

[30]

在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ldo;考据学&rdo;了，于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外，并不认为十八世纪存在一个&ldo;经世学派&rdo;。

这与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对于孔门的&ldo;德行之科&rdo;（义理之学）、&ldo;言语之科&rdo;（辞章之学）、&ldo;文学之科&rdo;（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ldo;经济之学&rdo;（&ldo;政事之科&rdo;），为儒学四要项，&ldo;缺一不可&rdo;。

[31]张之洞亦称&ldo;理学家&rdo;外，尚有&ldo;经济家&rdo;一名目，&ldo;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rdo;；&ldo;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rdo;。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修、齐、治、平&ldo;壹是皆以修身为本&rdo;，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ldo;治国&rdo;、&ldo;平天下&rdo;之上。

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ldo;经世学者&rdo;的志向。

其实，&ldo;经世之学&rdo;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如曾国藩把陈宏谋奉为讲&ldo;经济之学&rdo;的楷模，&ldo;立意崇尚之&rdo;；[32]张之洞所说的&ldo;经济家&rdo;，有名臣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ldo;诸家皆经济显著者&rdo;。

[33]何一不是十八世纪的经世派人物？

此外，见于《清史稿》的有：陈宏谋（数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斐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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