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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其时政府赈济的作用不可摸灭，《啸亭杂录》（卷1）：

乾隆六年夏，霖雨数旬，永定河漫口，淹没田庐数百里，上命步军统领明安广为賙济，明亲乘木筏，施散饼饵，日以数百万计；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

《朗潜纪闻&iddot;二笔》（卷2）：

乾隆七年，淮扬大水，王（简仪亲王、两江总督德沛）虑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实麦饼千艘，蔽运河两岸，饥民嗿声如雷，菜色立变。

命府县官放手开仓以振，宁滥毋隘。

是役，奏动地丁、关税、盐课银一千万两。

奏销时属吏皆以为危，高宗弗问。

乾隆七年冬，卫哲治迁知海州，

会州饥，设法赈救全活二十万人，流民自山东来就食者，不在此数。

上闻嘉其治行，擢知淮安府。

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哭声闻数百里，公急遣小舟数百，载饼饵分给流移……[52]

同年，安徽巡抚张楷奏：[53]

凤阳、泗州、颍州府属实在应赈贫民，大小口共二百二十余万。

赈济月分，仰蒙皇恩，于部例月分之外，最重加展三月，次重两月，自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赈起，统赈至来年三月止。

贫民感戴隆恩，自古未有。

乾隆八年，直隶大旱，总督高斌、尚书讷亲先后奏报：

天津、河间、深、冀等属二十七州县，俱于八月内，户口查完之日开赈。

查明应赈极贫次贫口数，共约大小口一百八十九万余口。

计至十一月大赈前，俱按日续赈，全活甚多。

[54]

查勘直隶灾重十六州县，领赈贫民，咸无饥色。

白叟黄童，无不感戴深仁。

[55]

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政府组织不胜负荷，并几乎引发了社会政治的危机，因此不得不半途&ldo;下马&rdo;，并引致了后来政策的全面&ldo;收敛&rdo;，和一个转型期的到来。

不但粮政看似回复原状，回向三代也不再提起，[56]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努力恰构成了乾隆朝统治及其&ldo;合法性&rdo;的一个基础。

可惜的是，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刘松龄私人信件中，毫无言及此一类事件的记载。

但是，如果说在《清史稿》等正史记载，甚至今天的《大清史》中，都没有记录乾隆初年的&ldo;粮政事件&rdo;，甚至没有把乾隆&ldo;回复三代之治&rdo;，企图当中国历史上最好皇帝，这一件事放在眼里，我们也就不要苛责刘松龄等外国友人了。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5年）的记载，同为耶稣会士的巴多明（doieparren，1663‐1741）曾有一封致法国科学院德&iddot;梅朗先生的信，时在乾隆初年，[57]，但巴多明于乾隆六年（1741）即已去世，其中可能有误，所以我把它的写作日期定成乾隆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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