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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在帝制官僚体系中，胥吏之下是小职员组成的阶级。

他们的职务虽然各自不同，不过都被归类在一起，称为&ldo;僚属&rdo;。

他们甚至比胥吏更受人歧视，而被列为与妓女、戏子和奴仆同一阶级。

他们获取金钱的途径包括陋规、贿赂和勒索，这些收入通常必须和同谋的胥吏分享。

在与政府和民众的交往或其他接触之间，这些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僚属占有相当重要的关键位置。

在交往的每个阶段中，都有许多法律或者其他的漏洞可钻，只要出个价钱，便可以通过衙门的僚属来进行协商。

地方胥吏惟利是图的程度或许不比中央政府更加严重，但是却可能更为明目张胆。

较之于京城中复杂的腐化现象，他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而严重。

对他们而言，帝国的意义不过是对其生活方式的一些制度化干预而已。

中央政府的胥吏是处理大多数文书作业的专家，他们娴熟于官僚政治，并且知道许多玄妙的弄权技巧，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甚至比偏远地区的胥吏更难驾驭。

他们似乎也比较善于掩饰自己的巧取豪夺。

胥吏众多的把持伎俩中，包含有一种否决权，他们不仅可以否定直属上司所作的决定，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中央部会颁布的政策也能一并否决。

胥吏经常使用拖延、假装误解、阳奉阴违以及在细节上大做文章等方法来抗拒命令。

文官制度之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把持技巧的控制，主要肇因于两个因素：首先，文官们都曾经长期侵淫于儒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任何熟悉儒家学说的人都很容易预测出，他们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决定;其次，文官们通常都在衙门中，根据文件记录的资料做出决策，而文件是其属下的胥吏草拟而成，后者很容易借由疏漏、夸大、直接做假，以及预测各种可能反应等手段来左右上级的决策。

胥吏虽然可能受到官员惩罚行动的约束，就某一意义而言，官员也受到胥吏的影响。

由于胥吏掌握了官员的人事档案以及相关报表，例如功过考核、考试成绩和推荐书信等;官员们不得不提防：如果上述文件遗失、发生错误、或者内容被篡改，自己的事业也可能由而受害。

以前发生过一些实例，胥吏在呈给皇帝的升迁建议名单中故意漏掉几个字。

基于这些理由，官员通常不愿意和胥吏为敌。

他们甚至会因为担心人们知道自己驭下无方，而尽力克制自己，故意不去揭发或者处分胥吏的过失。

对胥吏和僚属而言，贪污不但是他们增加个人财富的方法，也是他们日常运作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于贪污如此普遍而且自成系统，最后它俨然变成处理事情的常规，而不是一种&ldo;例外&rdo;。

接任政府高位的人必须十分廉洁，然而，不管他们知情与否，许多暗盘管理却在私下进行。

&ldo;暗盘管理&rdo;似乎特别适用于描述胥吏和下级僚属的运作方法。

他们看准了制度本身的缺失和缺乏效率，有计划地侵夺各种职权，担任实职的管理工作。

然后借此图谋私利。

高级官员也明白，官僚体系很容易因为胥吏的贪污和行政的过失而受到损害。

大体而言，当权者很少想要彻底解决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只要官员无法掌握实际行政的细节，他们只能继续听凭属下摆布;同时，只要胥吏继续处于体制之外，而且必须依赖各种手腕来谋求生活，他们一定会继续为本身的私利而设法把持体制。

而官员们在担任公职之前，根本没有机会学得对其工作有实用价值的知识。

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曾经提出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的改革方案。

用现代的观点看，王安石了解危害中国行政体制的主要弊病在于组织设计上的缺失，而不是人性的意志薄弱和容易犯错误。

在胥吏和僚属把持下的&ldo;暗盘管理&rdo;，以及官员对控制其属下的无能为力，一经揭开之后，旧日形象的吸引力就大为减弱。

虽然中国行政官员兼为儒雅学者的美誉未曾消灭，中国学者出仕时能否成为称职能干的行政人员却越来越受到怀疑。

然而，只要在甄选公职人员时继续采取竞争性的考试，同时留任和升迁资格也继续经由考绩制度所决定，现代世界就应该感谢帝制中国所创下的行政体系。

公务化暴力为何愈演愈烈。

由于作为权力支配对象的老百姓并不与中央政府直接&ldo;面对&rdo;，其生活只是纳入基层政府&ldo;治理&rdo;的范畴，因此对侵害他们的执法人员的行为的判断，将决定他们对政府管理体系的判断‐‐在施暴的人员没有得到惩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公务化暴力对整个社会的伤害不言而喻。

它不仅恶化了已脆弱的政治‐社会生态，而且根据历史经验，社会爆炸的火药桶往往就是由这些事件点燃。

所谓的&ldo;公务化暴力&rdo;，指的是在一个对社会具有公共的统治或者管理职能的机构内，它的权力支配关系从单纯的秩序‐意识形态里逸出体现为人（统治者、管理者、执法者）对人（被统治者、被管理者和老百姓）进行施虐的那样一种状况。

而因为这种施虐是动用公共权力以&ldo;执法&rdo;为名，它因被纳入维护秩序的范畴而合法化。

它与刑事犯罪等暴力的区别在于它的体制化特征。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执法者的公务化暴力还是接着不断发生，使中央政令流于形式。

对此的经验考察是：一是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这种素质在执法过程中无法防范;二是地方政府为完成某种指标或项目，不得不采取&ldo;强制性措施&rdo;;三是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ldo;坐大&rdo;，形成了&ldo;独立利益&rdo;，使来自中央的政令无法顺利观察;四是由于复杂的关系网络，公务化暴力实施者的风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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