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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

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

这是一场缺席批判。

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

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

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ldo;箭垛&rdo;，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

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

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ldo;竹篮子打水一场空&rdo;，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

中国古称&ldo;仁者寿&rdo;，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ldo;仁者不寿&rdo;。

当时在大陆上&ldo;左&rdo;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

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

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ldo;先生&rdo;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

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

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

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

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

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铁证如山，我只能&ldo;仰&rdo;（不是&ldo;俯&rdo;）允了。

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

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

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

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

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

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50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

我真是&ldo;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rdo;了。

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50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

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

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

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ldo;德艺双馨&rdo;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

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ldo;我的朋友&rdo;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50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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