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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2页）

现在来谈金吾伦先生的文章。

金先生立论也与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书有关。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章开头时引的大哲学家怀德海的一段话，我现在转引在这里：

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

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

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的本身。

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的新鲜事物。

（页41）

金先生说，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视科学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样。

他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说明，物质不是永远可分的。

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见，就是说，当前科学的发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种&ldo;无限可分&rdo;的方法论，从事&ldo;越来越小&rdo;的研究路子，而应改变方略，从整体去研究，把宏观和微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伦先生的文章就征引到这里为止。

他们的文章中还有很多极为精彩的意见，读之如入七宝楼台，美不胜收，我无法再征引了。

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还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都来读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研究成果必能焕然一新。

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离开了为《赵元任全集》写序的本题，跑开了野马，野马已经跑得够远的了。

我从我的&ldo;哲学&rdo;讲起，讲到东西文化的不同;讲到东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东方的特点是综合，也就是&ldo;整体概念，普遍联系&rdo;，西方的特点是分析;讲到语言和文化的源头或者基础;讲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产生出分析色彩极浓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产生出汉语这种难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语言;讲到20世纪是微观分析的世纪，21世纪应当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世纪;讲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等等。

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与《赵元任全集》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离题，一点也没有跑野马，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我全面立论的根据。

如果不讲这些看法，则我在下面的立论就成了无根之草，成了无本之木。

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治学传统吗?想要做到这一点，不出两途：一是忠实地、完整地、亦步亦趋地跟着先生的足迹走，不敢越雷池一步。

从表面看上去，这似乎是真正忠诚于自己的老师了。

其实，结果将会适得其反。

古今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学生这样做。

依稀记得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一句话：&ldo;学我者死。

&rdo;&ldo;死&rdo;，不是生死的&ldo;死&rdo;，而是僵死，没有前途。

这一句话对我们发扬元任先生的学术传统也很有意义。

我们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过的道路，不能完全应用元任先生应用过的方法，那样就会&ldo;死&rdo;。

第二条道路就是根据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辟蹊径，这样才能&ldo;活&rdo;。

这里我必须多说上几句。

首先我要说，既然20世纪的科学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观的。

而且这种科学方法绝不是只限于西方。

20世纪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学方法等等，垄断了全世界的时代。

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都必然要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在任何科学领域内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观的方法。

不管科学家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我没有能读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据我个人的推断，即使元任先生是东方语言大师，毕生研究的主要是汉语，他也很难逃脱掉这一个全世界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

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观的分析的方法。

他那谁也不能否认的辉煌的成绩，是他使用这种方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结果。

就是有人想要跟踪他的足迹，使用他的方法，成绩也绝不会超越他。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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