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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孟真先生的轶事很多，我只能根据传说讲上几件。

他在南京时，开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他待人宽厚，而要求极严。

当时有一位广东籍的研究员，此人脾气古怪，双耳重听，形单影只，不大与人往来，但读书颇多，著述极丰。

每天到所，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上两千字，便以为完成了任务，可以交卷了，于是悄然离所，打道回府。

他所爱极广，隋唐史和黄河史，都有著述，洋洋数十万言。

对历史地理特感兴趣，尤嗜对音。

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样子连印度天城体字母都不认识。

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积木，可以任意挪动。

放在前面，与对音不合，就改放在后面。

这样产生出来的对音，有时极为荒诞离奇，那就在所难免了。

但是，这位老先生自我感觉极为良好，别人也无可奈何。

有一次，他在所里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说《史记》中的&ldo;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rdo;&ldo;不得&rdo;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对音，佛教在秦代已输入中国了。

实际上，&ldo;禁不得&rdo;这样的字眼儿在汉代是通用的。

老先生不知怎样一时糊涂，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在他以前，一位颇负盛名的日本汉学家藤田丰八已有此说。

老先生不一定看到过。

孤明独发，闹出了笑话。

不意此时远在美国的孟真先生，听到了这个信息，大为震怒，打电话给所里，要这位老先生检讨，否则就炒鱿鱼。

老先生不肯，于是便卷铺盖离开了史语所，老死不明真相。

但是，孟真先生是异常重视人才的，特别是年轻的优秀人才。

他奖励扶掖，不遗余力。

他心中有一张年轻有为的学者的名单。

对于这一些人，他尽力提供或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安心研究，帮助他们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仍来所里工作。

他还尽力延揽著名学者，礼遇有加。

他创办的《史语所集刊》在几十年内都是国内外最有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刊物。

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是十分光荣的事。

这个刊物至今仍在继续刊行，旧的部分有人多方搜求，甚至影印，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所仅见。

孟真先生有其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有其菩萨慈眉的一面。

当年在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大的教师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住在同一所宿舍里。

在靛花巷宿舍里，陈寅恪先生住在楼上，一些年纪比较轻的教员和研究员住在楼下。

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轻学者在楼下屋子里闲谈。

说到得意处，忍不住纵声大笑。

他们乐以忘忧，兴会淋漓，忘记了时光的流逝。

猛然间，楼上发出手杖捣地板的声音。

孟真先生轻声说：&ldo;楼上的老先生发火了。

&rdo;&ldo;老先生&rdo;指的当然就是寅恪先生。

从此就有人说，傅斯年谁都不怕，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中，惟独怕陈寅恪。

我想，在这里，这个&ldo;怕&rdo;字不妥，改为&ldo;尊敬&rdo;就更好了。

这一次，我由于一个不期而遇的机会，来到了台北，又听到了一些孟真先生的轶事。

原来他离开大陆后，来到台湾，仍然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同时兼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他这一位大炮，大概仍然是炮声隆隆。

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对自己的亲信说：&ldo;那里（指台大）的事，我们管不了!&rdo;可见孟真先生仍然保留着他那一副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他真正继承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

根据我上面的琐碎的回忆，我对孟真先生是见得少，听得多。

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就是我进北大时，他正是代校长，是他把我引进北大来的。

据说‐‐又是据说，他代表胡适之先生接管北大。

当时日寇侵略者刚刚投降。

北大，正确说是&ldo;伪北大&rdo;教员可以说都是为日本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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