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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1页）

总之，我们对西谛先生是尊敬的，是喜爱的。

我们在背后常常谈到他，特别是他那些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更是津津乐道。

背后议论人当然并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们一点儿恶意都没有，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

他兼职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内城外。

当时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清华、燕京，宛如一个村镇，进城要长途跋涉。

校车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时候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

西谛先生挟着一个大皮包，总是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

他戴着深度的眼镜，跨着大步，风尘仆仆，来往于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

我们在背后说笑话，说郑先生走路就像一只大骆驼。

可是他一坐上校车，就打开大皮包拿出稿子，写起文章来。

第59章西谛先生（2）

据说他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

他爱书如命，认识许多书贾，一向不同书贾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手边也不一定就有钱偿付书价，他留下以后，什么时候有了钱就还账，没有钱就用别的书来对换。

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贵的古籍，比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之类。

他有时候也用这些书去还书债，书贾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

他什么东西都喜欢大、喜欢多，出书也有独特的气派，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我们也都觉得很好玩，很可爱。

这更增加我们对他的敬爱。

在我们眼中，西谛先生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

当时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儿微末不足道了。

但是时间只是不停地逝去，转瞬过了四年，大学要毕业了。

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故乡去，教了一年高中。

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教的却是国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ldo;不结合业务&rdo;，因此心情并不很愉快。

在这期间，我还同西谛先生通过信。

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

我寄过一篇散文给他，他立即刊登了。

他还写信给我，说他编了一个什么丛书，要给我出一本散文集。

我没有去搞，所以也没有出成。

过了一年，我得到一份奖学金，到很远的一个国家里去住了十年。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在国内，有外敌入侵，大半个祖国变了颜色;在国外，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在国外，挨饿先不必说，光是每天躲警报，就真够戗。

杜甫的诗：&ldo;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rdo;我的处境是&ldo;烽火连十年，家书无从得&rdo;。

同西谛先生当然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从国外回到上海。

去国十年，飘洋万里，到了那繁华的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过许多夜。

这时候，西谛先生也正在上海。

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过他几次，他还曾请我们吃过饭。

他的老母亲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我们都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先生是他们的对立面，他主编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反动派把他也看做眼中钉，据说是列入了黑名单。

有一次，我同他谈到这个问题。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瓦，流露出极大的义愤与轻蔑。

几十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有另一面：疾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

原来我只是认识了西谛先生的一面，对另一面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现在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西谛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在这里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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