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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

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郑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

也许就是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就认识了。

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

社会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

可是他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我非常感动。

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

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

证婚人好像是胡适之先生。

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多少接触。

我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教授。

彼此音问断绝。

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了。

但是，有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

我还是非常怀念这一位可爱、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国。

这一年的深秋，我终于又回到了别离了十几年的北平。

从文先生也于此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

当时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离学校不远，因此我们也相距很近。

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

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

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

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

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

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

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

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ldo;土包子&rdo;，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ldo;洋包子&rdo;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

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ldo;土包子&rdo;吗?

还有一件小事，也使我忆念难忘。

有一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可能是中山公园之类。

我们要了一壶茶，我正要拿起茶壶来倒茶，沈先生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得均匀。

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琐细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吗?

小事过后，来了一件大事：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并没有听说，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

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做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

可是厄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

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大概是什么《文坛一瞥》之类，前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

这一位理论家视觉似乎特别发达，他在文坛上看出了许多颜色，他&ldo;一瞥&rdo;之下，就把沈先生&ldo;瞥&rdo;成了粉红色的小生。

我没有资格对这一篇文章发表意见。

但是，沈先生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从此被&ldo;瞥&rdo;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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