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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忘记了是哪一年，我从当时在台湾教书的清华校友许振德的一封信中，得知长之的一些情况。

他笔耕不辍，著述惊人，每年出几本著作，写多篇论文。

著作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鲁迅批判》，鲁迅个人曾读到此书。

当时所谓&ldo;批判&rdo;就是&ldo;评论&rdo;的意思，与后来&ldo;文革&rdo;中所习见者迥异其趣。

但是，&ldo;可惜小将（也许还有老将）不读书&rdo;，这给长之招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难，这是后话，在这里暂且不表了。

1946年夏天，我在离开了祖国十一年之后，终于经过千辛万苦，绕道瑞士、法国、越南、香港等地，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当时我热泪盈眶，激动万端，很想跪下来，吻一下祖国的土地。

我先在上海见到了克家，在他的榻榻米上睡了若干天。

然后又到南京，见到了长之。

我们虽已分别十一年;但在当时，我们都还是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并显不出什么老相。

长之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我则是无业游民。

我虽已接收了北大的聘约，但尚未上班，当然没有工资。

我腰缠一贯也没有，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美茄金表，得到八两黄金，换成法币，一半寄济南家中，一半留着自己吃饭用。

住旅馆是没有钱的，晚上就睡在长之的办公桌上，活像一个流浪汉。

就这样，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不安定不舒服的，确实是这样。

但是也有很舒服的一面。

我乍回到祖国，觉得什么东西都可爱，都亲切，都温暖。

长之的办公桌，白天是要用的。

因此，我一起&ldo;床&rdo;，就必须离开那里。

但是，我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有出门到处漫游，这就给了我一个接近祖国事物和风光的机会。

这就是温暖的来源。

国立编译馆离古台城不远。

每天我一离开编译馆，就直奔台城，那里绿草如茵，古柳成行，是否还有&ldo;十里&rdo;长，我说不出。

反正是绿叶蔽天，浓荫匝地，&ldo;依旧烟笼十里堤&rdo;的气势俨然犹在。

这里当然是最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然而我的幽情却发不出，它完全为感激之情所掩。

我套用了那一首著名的唐诗，写了两句诗：&ldo;有情最是台城柳，伴我长昼度寂寥。

&rdo;可见我心情之一斑。

附近的诸名胜，比如鸡鸣寺、胭脂井之类，我是每天必到。

也曾文思涌动过，想写点什么;但只写了一篇《胭脂井小品序》，有序无文，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了。

长之在星期天当然也陪我出来走走。

我们一向是无话不谈的。

他向我介绍了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国民党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出了很多大员，也有中员和小员，到各地去接收敌伪的财产。

他们你争我夺，勾心斗角，闹得一塌糊涂;但每个人的私囊都塞得鼓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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